對浪漫主義者來說,自然不只孕育了生命,還在我們脆弱以及受傷的時刻,提供具有療癒力量的避風港,相對於人類構成的世界隨時可能失敗,自然蘊含著更原始、神秘、根源的力量,是一種超驗的存在,甚至帶有宗教感。作家封德文瑟(Hans Jürgen von der Wense)在《漫行歲月》(Wanderjahre)中寫著:「漫行並非享樂,而是一種對神的服事。」說出那種在自然中的神啟感受:人類在大地前,都是虔誠的微小存在。
也因此,對於德國人來說,「走入自然」的意義並不只是登山健行踏青,而是一種朝聖,是一種回到母體的返璞歸真,是尋求治癒。因此德文裡面有些與自然相關的詞彙,帶著某種充滿療癒感的誘惑,非常難以翻譯為其他語言。例如Fernweh這個字,由Fern(遠方)與Weh(痛楚)結合而成,相對於思鄉(Heimweh,家鄉與痛楚),是一種渴望遠行的心態,而這種遠行,正是走入自然的召喚;又例如,德文的Wanderlust這個字,由Wandern(漫行)與Lust(慾望、意願)結合而成,直接點出了那種對於離開現時此境、走入原始的無法平息之衝動。而Waldeinsamkeit一字描述在森林(Wald)中的孤獨感(Einsamkeit),一種處在自然中,雖孤絕一人,但卻不帶某種負面情緒,而是能與神秘的原始對話的精神體驗。這是十八世紀德國畫家卡斯巴·大衛·弗里德李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常見的主題,更是大詩人海涅一首名作之題目,他這麼寫著:「在森林中,在森林中!在那裡,我可以與精神還有動物共存,過著自由的生活。」
德國士兵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出征時,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誓言他們將在秋葉落下前凱旋返鄉。時至一九一五年,士兵與平民都不得不認清,德國將無法如此輕易地讓敵人臣服於其意志下。那一年,作家威廉.布榭(Wilhelm Bölsche)出版了《德國地貌昔與今》(The German Landscape Past and Present)一書。布榭是二十世紀早期德國著名的社會改革者,他推廣達爾文的理論,也是田園城市(Garden City)運動的創始成員之一。該運動提倡的是:德國日益擴張的城市中,應有更多綠色空間。這本書是布榭對戰爭大業的貢獻,也是要動員自然為國家目標服務的眾多嘗試之一,書前的序言把這個訊息傳達得清楚明白。序言作者是同為社會改革者的法蘭茲.高爾基(Franz Goerke),他關心科學普及教育,也對自然保育這類「綠色」使命懷抱熱情。「在這個奮鬥與作戰的時代,」高爾基寫道,德國的地貌「是我們必須捍衛的最偉大的事物。」對數百萬曾參與二十世紀戰爭的德國人而言,這樣召喚他們犧牲的話語並不陌生。需要他們捍衛的地貌是「德國偉大的綠色田園」,是他們的原鄉(Heimat),其草原、樹林與蜿蜒溪流是德國民族性與精神的搖籃。不論戰爭可能帶來什麼巨變,自然地貌──正如其所滋養的人們一樣──總是會在那裡,讓人安心,永恆不變。
這本書所講述的,是德國人在過去二百五十年來如何改變他們地貌的故事,包括將草澤與泥沼改為新生地、將溼原排乾、將河流截彎取直,以及在高地山谷興建水壩。這些人為努力沒有一件是全然新穎的。中世紀的熙篤會(Cistercian)修士曾排乾沼澤的水,而萊茵河第一次成功的「截彎」工程早在一三九一年。數百年前在德國的中部山脈甚至已經有某種水壩了,建造的目的是為了提供能源進行礦井排水──利用水來抽取水。一七五○年之後的水利工程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其規模與影響之大。這些工程對地貌的改變不亞於那些我們熟悉而顯而易見的現代象徵:工廠煙囪、鐵路,以及蓬勃發展的城市。為什麼有這些工程,是誰決定的,產生了什麼後果?我關心的是這些問題。我將這本書命名為《征服自然》(The Conquest of Nature),是因為當時的人們便是這麼描述他們所為之事。他們的態度隨著年代而改變,從十八世紀充滿陽光的啟蒙時代樂觀精神,到十九世紀對科學與進步的衷心信仰,再到二十世紀對於所標誌的技術官僚感到自信。(一九○○年,水力發電被描述為由穿著白袍的男人創造的乾淨現代能源,這些美好的描述現在讀來,一如六十年後的人們對核能發電的熱情期待。)在數十種大同小異的論調中,不變的是基本觀念:自然是我們的對手,必須被束縛、馴化、壓制、征服……諸如此類。
「讓我們學會對自然而不是我們的同類宣戰。」這是蘇格蘭作家詹姆斯.鄧巴爾(James Dunbar)在一七八○年所寫的,他認為人類應該對自然發起一場正當的戰爭,這樣的觀點在其後超過二百年的德國歷史中成為一再被提起的熟悉論調。與鄧巴爾同時代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其排乾過的草澤與泥沼比同期任何一位統治者都多,他曾在俯視奧得河(Oder)草澤新生地後宣告:「我在這裡和平征服了一個新省份。」十九世紀,思想進步的人追求的是建立在沼澤原上的聚落與蒸汽船的通航。在自然科學的黃金年代,人類對自然的掌控被視為人類道德進步的標誌,那正是戰爭的反面。這樣的態度一直持續到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許多評論者眼中,那場戰爭中斷了人類進程的自然軌跡。佛洛伊德在一九一五年寫下《對戰爭與死亡時期的思考》(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認為因為戰爭而「幻滅」(disillusionment)的事物之一,是認為人類衝突可以和平解決的這種信念,而此信念是受到「我們在掌控自然上的技術進展」所助長,因為,秩序與法律的文明價值是「讓人類成為地球主宰者的特質之一。」戰後,馬克思主義文化評論者班雅明也提出近似的觀點,他感嘆:「取代了將水流自河川排出,社會將人流導向了戰壕。」(instead of draining rivers, society directs a human stream into a bed of trenches)談及水利工程時,這種化軍刀為犁刀的樂觀主義一直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仍是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共同論調。
史實又是另一回事。太多時候,將沼澤排乾或讓河道轉向並不如我們所以為的是「在道德上等同戰爭」(借用實用主義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的用語),而是戰爭的副產品,甚至是為戰爭服務。以腓特烈大帝的諸多土地改造計畫為例,沼澤排乾後,消除了逃兵藏身的陰暗角落,也不再阻礙腓特烈如戰爭機器的部隊行軍的路線。挖掘運河與壕溝的是士兵,管理移墾者聚落的是從前的軍隊供應商;而對自然的征服,往往是在以征服所奪取的土地上進行。或者換個例子,看看十九世紀「導正」萊茵河的計畫。如果不是拿破崙毀滅了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讓德國的政治版圖變得單純,從而為改造這條河流開了大門,這個史無前例的龐大計畫不會在那個時候、以那種方式發生。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普魯士的工程師和數以千計的工人為什麼要與北海(North Sea)和雅德灣(Jade Bay)瘧疾橫行的泥灘搏鬥十年?這是為了替普魯士與後來的德國艦隊建造一座深水港。為什麼排乾並墾殖沼原的腳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加快了?因為德國人在《凡爾賽條約》簽署後,自視為「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Volk ohne Raum),因此每一畝耕地都重要。國家社會主義黨(即納粹黨)在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時,進一步發展了爭取食物的戰鬥,同時也是對自然的戰鬥。他們在一九三九年之後為東歐規畫的水利計畫,則結合了技術官僚的自負,以及對他們所征服的「失序」土地上那些民族的輕蔑。種族、土地改造與種族屠殺,緊緊交纏。
大衛.布拉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
哈佛大學柯立芝歷史講座教授(Coolidge Professor of History),自一九九四年起任教至今。他著有《德國史,一七八○至一九一八:漫長的十九世紀》(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與《馬爾平根:俾斯麥時期德國的聖母瑪莉亞顯靈》(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Bismarckian Germany)。
他在一九九八至二○○二年間擔任哈佛歷史系主任,並於二○○三至二○○四年擔任美國歷史協會中歐歷史協會會議組(自二○一二年起稱為中歐歷史協會)主席。
一九九四年被授予古根海姆獎學金。二○○七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