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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
| 作者: |
岡本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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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 |
郭清華 |
| 書城編號: |
1529938 |
原價:
HK$120.00 
現售:
HK$114
節省:
HK$6 購買此書 10本或以上 9折, 60本或以上 8折
購買後立即進貨, 約需 7-1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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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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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9/04 |
| 頁數: |
240 |
| 尺寸: |
14.8x21 |
| ISBN: |
9789863446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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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
商品簡介
中日「友好」的口號背後，代表雙方的關係存在著險惡的因素
欲消除中日緊張關係，要先從認識彼此的歷史開始
務實史家岡本隆司對中日歷史最大眾化的解說
中日關係始終疏離的內情
●遣唐使的時代，日本在東亞屬於孤立的狀態。
●元日戰爭中的江南軍是「貿易船團」嗎？
●日本「漢語化」、中國「日本化」。
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一向疏遠，即使經濟上的交流頻繁，也未因此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從中國的角度觀之，「遣唐使」是從「敗戰國」來的朝貢使節。那個時代，日本在東亞是孤立的。日本選擇性地接受來自中國的影響。「元寇」以後，日本與中國北方的關係以政治、軍事為中心，和中國南方的關係則以文化、經濟為中心。之後，日本雖然開始漢語化，但也只是庶民可以在「寺子屋」學習漢文，並非全盤接受中國文化；而中國雖然也有向日本的學習的時期，但對日本的理解卻很表面。
在漫長的中日關係史中，「政冷經熱」是一貫的主題。這種政治與經濟的不協調，已經是歷史性的構造。這樣的構造源自於「近世」之後中、日各自的社會構成，至今仍然持續著。二○一五年出現的「爆買」現象，其實就是「政冷經熱」的一種變體。日本人長久以來對中國懷抱著憧憬之情。但不管是人還是國家，也不分古今東西，這樣的心理可以說這是很常見的。對四面環海，幾乎不知道外國的日本人來說，地理上離自己最近，又擁有悠久而強大文明的中國，確實值得仰慕。
與中國的關係變深，日本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樣貌的近代、二十世紀的前半，也是西洋逼近日本的時代。日本人學習了西洋的技術、制度，也學會了西洋的人種差別待遇。但過度嚮往西洋的結果，就是轉變成凡事以西洋的文明為標準，於是日本人開始蔑視中國。
二次大戰之後，戰敗的日本不再對中國懷有強大的輕蔑之心。尤其在冷戰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雖然有所隔閡，但憧憬中國的念頭再起。但是雙方的關係其實存在著險惡的因素。「友好」的熱情一旦消失，接著就是「反日」與「厭中」的情緒。本書以不同於過去的視角，解讀中日的歷史源流。
作者簡介
姓名：岡本隆司
一九六五年出生，近代中國史、東亞國際關係史的專家。曾任宮崎大學講師、助理教授，現為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著有《近代中国海関》、《属国自主》（前者獲得大平正芳記念賞，後者得到三得利學藝獎）、《朝鮮的困境》、《中國為何反日》、《李鴻章》、《袁世凱》、《近代中國史》。
譯者簡介
姓名：郭清華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出版社的日文翻譯，一直沒有離開翻譯的崗位。譯有《我愛廚房》、《殺人人形館》、《殺人黑貓館》、《北方夕鶴2/3殺人》、《魔神的遊戲》、《深泥丘奇談》，以及《從神話到歷史》、《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等歷史書籍。
書籍目錄
序言──回顧過去的中日關係
混沌不明的中日關係╱二○○五年──中日關係惡化的一年╱十年還是百年……
Ⅰ黎明──「日出之處」與「日沒之處」
1隋唐以前
中國史料中的古代日本╱從西漢到南北朝的時代╱倭國五王
2遣唐使的時代──孤立的日本
自稱「天子」的倭國╱白村江╱遣唐使的意義╱選擇性的接受╱迎接轉換期
3中日的新時代
「唐宋變革」╱革新╱日本與宋朝的貿易
4「元寇」的真相
與「元寇」的對立╱對立的經過╱「不合乎常理」的日本╱弘安之役的意義╱中日關係的原型
Ⅱ深化與矛盾──「倭寇」與明朝
1「從十四世紀的危機」到「朝貢一元體制」
寒冷化與蒙古帝國的瓦解╱分裂的南北與明朝的成立╱現物主義與貨幣制度╱做為經濟統制的朝貢╱海禁與長城
2東南亞秩序的重整
貿易與「倭寇」與海禁╱後醍醐天皇與大陸╱「不征之國」──不會去征討的國家╱成為「日本國王」的足利義滿╱日本人的本質
3中國的改變
擺脫朝貢一元體制╱大陸的經濟成長╱貨幣在哪裡╱走私貿易盛行
4日本的改變與「倭寇」
技術革新與大轉變╱世界金銀的三分之一╱倭寇再來╱從「倭寇」到「倭亂」╱日本與明朝的戰爭╱「倭寇」的基本結構
Ⅲ和平與疏遠
1中日政權的變貌
日本的「身家更替」╱民治與民政的誕生╱中國經濟界的動靜╱官民不同道
2清朝朝鮮的關係與日本
清朝的崛起╱「胡亂」╱竄改國書╱中國併吞╱「三藩」與鄭氏的攻略
3日本與清朝關係的走向
解除海禁╱「鎖國」的內情╱日本型華夷╱互不干擾的日清關係
4十八世紀這個時代──日本通貨緊縮的不景氣與凝結
進入不景氣的時代╱「米將軍」與通貨緊縮╱田沼的貨幣改鑄╱內聚的日本
5十八世紀這個時代──中國通貨膨脹的好景氣與擴大貿易
從不景氣走向好景氣╱清朝的置之不理╱擴大貿易╱膨脹的中國
Ⅳ世界秩序的轉變──十九世紀
1近代前夕的世態
「朝貢」與「互市」╱漢語化的日本社會╱漢語化社會的「脫中」
2接受「西洋的衝擊」
開國──日本型華夷的破滅╱漢語化與西洋化╱「互市」與鴉片戰爭╱條約與攘夷
3相剋的開始
「鎖國」與「倭寇」╱中日修好條規╱朝鮮是「屬國」╱出兵台灣╱「琉球處分」──清朝的憂慮
4走上甲午戰爭的路
朝鮮的拒絕反應╱「琉球處分」引起的變化╱壬午兵變與甲申政變╱開戰──李鴻章的失算╱馬關條約與時代的轉換
Ⅴ險峻的時代──二十世紀前期
1逐漸屈服的中國
「瓜分」的危機╱變法──以明治維新為目標╱義和團事件╱日俄戰爭與其意象
2善鄰的時代
向日本學習╱立憲與日本化的中國╱辛亥革命與「和文漢讀法」
3糾纏不清的中國與日本
撼動歷史的愛國主義╱二十一條要求╱「放棄一切的覺悟」
4中國與日本的產業革命
目標是中國市場╱日本產品的普及╱中國紡織業的發達╱從排日到戰爭
結語──為了未來的中日關係
後記
中日關係年表
文章試閱
4 「元寇」的真相
與「元寇」的對立
然而，此一時期的中日關係，應該也有受到政治的影響。雙方的政治權力變動，引發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統一了歐亞中央大草原綠洲世界的蒙古帝國，也著手展開征服、管理東西雙方農耕世界的事業。這個事業在十三世紀後期達到頂點。蒙古帝國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與旭烈兀兄弟，攻克了中國世界與伊朗伊斯蘭世界。其中忽必烈在發動奪權政變後，於西元一二六○年成為整個蒙古帝國的君主。之後的漫長三十年治世裡，忽必烈致力於稱霸東亞。
蒙古帝國是蒙古土耳其系游牧軍事力，搭配伊朗伊斯蘭系商業經濟力而成的強大政權。透過這樣的關係，蒙古帝國沿著草原，掌握了當時橫跨歐亞大陸東西的交通幹線，對南方的農耕地帶展開波浪般的攻擊，將其納入統治下。忽必烈治世的最後階段，就是把蒙古帝國的版圖延伸至沿海地區。
在蒙古帝國的政權裡，負責經營東方中國的人是忽必烈。忽必烈先是往東征服了朝鮮半島的高麗，往南併吞了南宋，也接收了沿海的勢力，下一步就是跨海出擊。而海的彼方就是日本列島。日本所說與「元寇」的軍事衝突，就這樣開始。
與「元寇」的軍事衝突，就是「蒙古襲來」。發生於十三世紀末的「蒙古襲來」，若用日本的年號來表示，又稱為文永弘安之役，但這樣的說法，其實並不正確。本書使用「元寇」來表現「蒙古襲來」的目的有兩個。
其中之一便是日語裡沒有其他更適切的說法。「蒙古襲來」是從日本「被襲」的角度來看的，但「襲來」的當事者卻不是只有蒙古人，所以「蒙古襲來」的這個說法，不能涵蓋整個亞洲。既然如此，就不如用「元寇」來表示或許更恰當吧！
「寇」是指侵犯了不該侵犯之人的侵犯者，是貶意的用語，是蔑稱。所以「元寇」自然不是中立的詞彙，而且可能是日本人才能理解的用語。「元寇」是模仿後面將提到的「倭寇」一詞，日本人創造出來的用語。明知如此，我還是使用了「元寇」一詞，因為想用它與「倭寇」對照，從側面觀之所造成的歷史現象。
對立的經過
首先來確認一下兩次武力衝突的過程吧。在此姑且以年表的方式，大略記述如下：
一二六八年╱蒙古從高麗派遣使節到日本列島，送來國書。
一二六九年╱蒙古派遣使節，在對馬登陸。
一二七一年╱趙良弼等使節團到日本。
一二七二年╱趙良弼等使節團再到日本。
一二七四年╱文永之役。
一二七五年╱杜世忠等使節團到日本。
一二七九年╱南宋舊臣范文虎派遣的使節團到達日本
一二八一年╱弘安之役。
雙方的私下接觸應該從以前就有了，但直接的正式接觸，則是蒙古帝國攻下高麗後，於一二六八年從高麗派遣使節送國書到日本列島才開始的。
但日本方面並沒有回覆國書，還把中國來的使者趕走了。之後蒙古王朝又反覆派遣使者到日本遞交國書，但都遭到漠視。在多次派遣使者到日本的這段時間內，蒙古也進行軍事整備，聯合高麗的軍隊，攻打日本的壹岐、對馬，並在博多登陸日本。這就是所謂的文永之役。
戰役之後，蒙古帝國再度派遣使者到日本，但這些使者卻不幸遭到鎌倉幕府處刑。雙方依舊沒有進行任何交涉，於是蒙古政府編組了大規模的遠征軍，再一次攻擊日本。這是弘安之役。
雙方展開激戰，但蒙古軍因為暴風雨的打擊而兵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不過，日本方面也沒有獲得軍事上的全面勝利，所以蒙古計畫第三次遠征，而日本政府也積極備戰。這種情形持續了很久。但最終由於蒙古帝國內部的政情不安定，情況不允許派兵遠征，所以蒙古第三次遠征日本之事，胎死腹中。
「不合乎常理」的日本
前述過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就不在此贅述了。想多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坊間有很多優秀著述可供參考。
但是，即使是前面那樣簡單的敘述，還是有引人注目、讓人覺得有必要多思考的地方。以下就對日本與蒙古，各舉一點來說明。
先說日本對蒙古的使者與國書的態度。鎌倉幕府對國書置之不理，甚至處刑了來使，這樣的舉止可以說太不合乎常理了？別說現代社會不會那樣做，即使以當時的標準、慣例來看，一定也會覺得不符合常理。用置之不理與處刑的態度來面對對手，根本就算不上有什麼交涉。
也有人認為鎌倉幕府威嚇、脅迫送國書來的使節，是正當的反應。但是，認為這種「勇於對抗大國，不屈服於大國」是「正當」，恐怕只存在於英雄主義色彩濃厚的日本，並不是共通的常理吧？以當時整個東亞的角度來看，日本的作為非常讓人無法理解。
總之，問題不在日本的行動是否「正當」。若以彼此的對錯或正義與否，就論斷事情的全貌，只會得到片面的結果。為什麼日本會做出那麼不合適的行動，以致產生眾多認知的差距與分歧呢？定位好問題，有益於全面性地了解歷史的事實。
如此一來，因孤立而不熟悉東亞常識與習慣的日本社會的模樣，就會清楚地浮現了。由武士團組成的政權體制，在亞洲中原本就是極為特別的異例，而京都與鎌倉這種雙重政府的體制，也可以說是非常稀有。
日本人看自己的歷史時，因為自小就習慣了幕府政治的存在，認為幕府是理所當然的體制；但是縱觀亞洲歷史，就會發現幕府體制是不合常理的體制，「幕府」這個和式漢語，也很難理解。這樣的日本政權，應該不會懂統治了歐亞的大帝國的思考、理論、組織與行動。
不過，這不是日本單方面的問題。因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陸和朝鮮半島也同樣對日本列島的情形很不了解。這是事實。不了解日本的風土民情，當然就不明白日本會做出何種反應。一再受挫卻仍然不顧一切地派遣使者到日本，難道沒有什麼企圖嗎？所有的戰爭都是因為互不了解而起的，「元寇」也是同樣的情形。
弘安之役的意義
現在必須思考的，是弘安之役。蒙古的遠征軍是由東路軍與江南軍組織而成的。前者從朝鮮半島出發，是蒙古軍與高麗軍的聯合軍，與文永之役時的編組相同，容易理解。問題是後者，江南軍是新加入的部隊。
說到文永之役與弘安之役間蒙古的變化，就是蒙古在那段期間併吞了南宋。江南軍的「江南」就是南宋，也就是說江南軍是舊南宋的軍隊編制而成，這支軍隊是號稱有十萬人的龐大水軍。江南軍從寧波出發，橫渡東海，攻打平戶。
在當時來說，這是很驚人的！人數實在太多了。真的組織了這麼多人的軍隊嗎？這個龐大的隊伍的確是軍事上的力量嗎？這是非常可疑的。也有人認為這個數量有誇大之嫌；也不能否認這個數字可能只是在比喻規模之大。還有，這支龐大的軍隊，為何要冒險選擇橫渡波濤洶湧的大海呢？這也超越了理解的範圍。
這些問題都與以舊南宋為基地密不可分。舊南宋領地有很好的經濟與高超的技術，人口又多，是有可能組織一支龐大的隊伍。另外，因為是從「江南」直接前往日本，所以非航行危險的海路不可。
蒙古併吞南宋十年不到，就展開這次遠征行動。要訓練出戰鬥力高的軍隊，編制龐大的隊伍，是很困難的。所以，與其說這支大隊伍是來打仗的，還不如說這支大隊伍是一個「移民團」。這是專長於蒙古史、中亞游牧民族史的歷史學者杉山正明，對蒙古遠征日本所做的解釋。或許確實如此。中國建造、組織了龐大的船團、艦隊，載了很多人到日本，這是事實。
從印度洋延伸到中國海的伊斯蘭商圈，也擴展到中國南方，建立了一大勢力。阿拉伯裔的蒲壽庚原本是南宋政權的官員，但後來投靠蒙古，還幫助蒙古帝國掃除南宋的殘存勢力；他是一位穆斯林大商人。忽必列的蒙古帝國利用以蒲壽庚為首的穆斯林海上勢力，以及這些海上勢力背後的舊南宋海上交易。
蒲壽庚在根據地泉州打造船艦，幫助編組江南軍，這對後來蒙古帝國遠征越南南部與爪哇島，有極大的助益。蒙古帝國因為遠征東南亞，而創造出穆斯林的通商網絡。所謂的東南亞遠征也帶著濃濃的「貿易船團」、「開拓貿易事業」的色彩。所以說，認為江南軍的最終目的在於通商，或許是很合理的想法。
蒙古帝國就是一個以穆斯林經濟為中心的政權，原本就對商業與貿易非常敏感而且積極。在併吞了南宋後，蒙古政權的勢力也伸展到南中國海，又看到了海上交易活絡的情形，自然想要把海上交易納入體制之中。組織江南軍之事，不可能與此無關。
中日關係的原型
如此看來，雖然同是弘安之役的遠征軍，東路軍與江南軍的基本性質卻不相同。前者經過北方的朝鮮半島，是真正的武裝部隊，準備以政治、軍事的力量來壓制日本；相對的，後者經由南海，從其性質看來，經濟面的用意遠大於軍事面。
這兩支部隊的不同，可以說如實地反映出中國的構成。也就是說，宋代以前的中國，是由南北兩個單元合成的。北方是游牧民族縱橫天地，時而君臨天下的政治軍事世界，南方是漢人移民開發，擴大生產力的新經濟文化世界。「元寇」時期蒙古帝國對日本的攻打行動，具體來說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經過朝鮮半島的東路軍，另一條是從寧波出發，在日本平戶登陸的江南軍。這是取決於中國地域構造的進攻方式吧。後來渡海前往中國的日本人，也不得不走兩條路線。
「元寇」暗示了此後的中日關係。日本擊退了來襲的蒙古帝國，讓大陸方面知道日本是獨立存在的個體。同時，日本也登上了東亞的舞台，在世界史上有了固定的角色。
因為貿易上的往來而加深的中日經濟關係，在「元寇」事件之後，政治上的關係也凸顯了出來。相對於經濟上相互依賴、互補的關係，中日的政治關係則完全相反，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敵對相剋、武力衝突。這似乎與中國南北不同的結構有關，也可以說中日關係的基本形態就是在此形成的。
造成這種形態的力量，就是中日雙方的互不理解。在「元寇」事件中，日本的言行是亞洲與中國的常識所無法理解的。這可以說是過往歷史累積的必然結果。
經常說「日本汲取了中國文化」，但這句話其實是非常片面的說詞，因為汲取並不等於理解。日本人把漢語文明依照自己所需地融入到自己的社會裡，未必理解漢語的真正意思，而且也沒有把本身的真實模樣傳達給漢語的國家。只要看漢文訓讀的漢話讀解法與和式漢文這種日本語表記法，就可以明白了吧！沒有使用漢語的文明人士，更能清楚中日的差異。
中國的情形也一樣。打從內心看低外國，認為沒有必要了解外國的中華思想，所以一向不在意日本，也不想了解日本的特殊國情。這種情形在中國上層的知識分子階層尤其明顯。應該說中日之間的關係，是彼此都沒有在政治上對對方更進一步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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