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對如此局勢的變化,回想起一九八○年代中後期和一九九○年代初中期我們的知識狀況。我們如何經歷了東歐社會主義的動搖與崩潰,那一個口耳相傳的「歷史的終結」的年代呢?那個年代正是藉由西方現代性的標準,如資本主義發展(加入OCE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自由主義政治體制(所謂民主化)﹑國際法上國家性質(作為聯合國的成員)等,而讓被賦予的正常性在假想上得以充足的時期。但是,隨即於一九九七年發生的危機暴露了此「正常性」的虛構性。而後,我們的二○○○年代到底意味著什麼?再一次的,我們假想地克服一九九七年以後的危機,但二○○○年代實際上是以「危機的日常化」為代價而得到的。結果,當下的危機已經成為在地生活的人們之日常感覺。然而,我們仍在暗中摸索解決危機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