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增訂版)
 
作者: 王汎森 
出版社: 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 2020/08
頁數: 326
ISBN-10: 9869868665
ISBN-13: 9789869868662
書城編號: 1721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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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份,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舊史本身的風貌。在將近三十年中,史學的意義、題目、史料、方法、概念、詞彙、評價、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幾乎不可能。譬如在近代以前,人們多用「史」而罕用「歷史」,近代則用「歷史」而少用「史」。由「史」到「歷史」, 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歷史著作、史學流派,或歷史機構,幾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可是,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及它們與政治、社會的複雜互動,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王汎森

作者

王汎森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史學家,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教授研究的範圍以十五世紀已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等學術專書。

 

目錄

增訂版序 

序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

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錢穆與民國學風 

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近代史家的研究風格與內在緊張 

從哲學史到思想史—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 

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 

著述年表

 

序/導讀

增訂版序
 
十年以前,我收到陳平原兄的邀請,希望我參加他所編的香港三聯書店的「三聯人文書系」。在平原兄的激勵之下,我編成《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這本小書,收入他主編的書系中,後來這套叢書又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過一次。最近允晨文化提議要我整理一個增編本,加收幾篇相關的文字,並添一篇新序。由於最近正忙著別的研究,所以此處只能匆匆寫下一點感想。
 
趁著寫這篇序論,我想討論一個問題:學術史/史學史的研究有什麼意義?我個人認為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的意義非常多,其中之一便是我在這篇序中所要談的,一方面是要幫助我們了解「歷史書寫的運作機制」,另一方面是由此「運作機制」進而幫助我們了解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人們為什麼決定開啟或關閉、看重或看輕某一種知識/ 歷史?為什麼以這樣的方式開啟或關閉,而開啟或關閉又有什麼意義?
 
歷史書寫是不是自然而然的(given),史家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歷史是否可能書寫全部的東西?是不是所有正確的、美好的歷史都自然而然地會有人去書寫?我將從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 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兩個觀點開始。
 
歷史書寫雖會想盡可能狀寫一切,但是所寫出的永遠只是「部份」。歷史學者總是希望網羅一切,但實際上任何歷史書寫都只可能是「部份」。正如柏克(並非針對歷史工作者)所說的,每一次表述的同時也遮蔽了一些其他的東西,那麼人們為何選取了這個部份,而忽略或遮蔽了其他的部份?書寫歷史像切起司,可以用無限種方式下刀,但是人們為什麼選擇這個方式而不是別的方式呢?因此如何選擇,如何書寫,都是學術史/史學史所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借用了畫家克利的「新天使」來闡述他對歷史的看法:「天使的臉望向過去,身體則前進到未來。」他並以此作為歷史寫作與歷史詮釋的一項特質。也就是說,史家一方面是隨時代的前進而有新的關注(他的身體前進到未來);另一方面是他的臉望向過去,所以隨著身體不斷前進,選擇書寫的歷史也有所不同。身體前進到未來而臉望向過去的例子非常多,譬如近代史家朱希祖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研究主題之轉變,由晚明清初到偽齊,即因為見到當時的華北偽政府,與北宋首都開封淪陷後偽齊的歷史非常相近之故。
 
在簡單引介了這兩種觀點後,我要強調的是,我個人認為歷史當然有相對穩定的主題與內容,而且決不認為一切歷史書寫都是主觀的,一切史實都是相對的。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史家關注、燭照的範圍都隨著時代而有所變化。歷史書寫中穩定的部份與變化的部份,始終存在著重大的辯證與張力。
 
如果歷史寫作不是自然而然的,史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表述都只可能是部份的。歷史書寫是紛紜萬狀的問題,或是借用一種現代的說法,是有一種「歷史書寫的運作機制」存在。法國史家 François Hartog 於一九八三年提出「歷史性的運作機制」這個概念, 接著以這個概念為主軸寫成 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從這本書看來,他所關心的主要不是歷史家的書寫機制,而是「歷史性」的問題。他精密地區分「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間觀念,並探討在特定人群中這三者之間的比重、關係等的紛紜萬狀。譬如講到大力士阿奇里斯時,Hartog 說他每天醒來都是同一天(沒有「過去」與「未來」)。又譬如庫克船長與夏威夷土人相遇時,他發現兩者的時間觀幾乎完全不同。書中提到,儘管有些仇恨發生在好幾代以前,但毛利人仍可能對敵人說,我剛吃了你父親的肉,甚至宣稱「未來」存在於「過去」之中。Hartog 在書中也討論了當代的各種記憶、紀念活動,如何獨佔鰲頭,幾乎取代了「歷史」的地位。
 
為了使得以下的討論更為生動,我想借用 Hartog 的概念並略加修改,即「歷史書寫的運作機制」,並說明史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即是在研究「歷史書寫的運作機制」。這類機制包含範圍甚廣,既有前面提到的 Hartog 所特別注意的「過去」、「現在」、「未來」的部份,也有歷史書寫實作的部份。譬如如何形成各式各樣的歷史寫作? 為何要書寫、如何書寫等涵蓋非常廣泛的問題。這裡面當然也包括歷史的「無知學」—為什麼人們不敢,或不願多談歷史,或不願、不敢多談某一方面的歷史。
 
在每一個時代,人們獲得歷史知識的來源參差不齊,其中至少有兩條線索:一條是有心人自己選擇深入某些原始材料所認識的歷史; 另外一條是每一個時代史家的歷史書寫,尤其是各種教科書所傳授的歷史知識。後者的影響力更大、更廣泛。所以如果某一代的歷史書寫(尤其是教科書)中不寫某些東西,或加大、加深某些東西,那麼不同時代的人所認知的歷史便有巨大的差異。而寫什麼不寫什麼、為什麼寫什麼、為什麼不寫什麼,正是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的問題的一部份,就像不轉開這個門把而轉開另一個門把,看到的世界便有巨大的不同。所以我在前面提到: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的眾多任務之一即是研究、了解各個時代為什麼是轉開或關閉某些門把,為什麼是轉開這個門把而不是那個門把,以及它們所涵帶的一個個或大或小的知識世界。


以人們對古代歷史的認識為例。晚清今、古文的爭論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但其重要性不止於此,它們涵帶著不同的知識世界或生活世界,服膺今文家或服膺古文家的人,對許許多多的問題便持不同的看法。以對上古史的視野為例,當時崇奉今文經的夏曾佑,認為古代史學中多神話,其《中國古代史》中的太古到三代為傳疑時代。而崇奉古文經的劉師培,便認為這些是史實,故在他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做了詳盡的敘述。4此外,相信古文經者,每每會將周公、孔子等古代人物視為平凡人物,而相信今文經者,則持不同的看法。故學術史/史學史,其實是關係到人們究竟要以什麼樣的方式看世界。
 
這裡我要順著今、古文之爭的問題,進一步舉近代中國的疑古思潮為例來說明。關於近代中國的疑古運動有許多的研究,我個人在《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中對此也有所討論。疑古運動是近代中國極為重要的一個史學史問題,但是它還涵帶了一個知識世界甚至生活世界的問題,即它事實上決定了人們怎樣認識古代歷史。
 
在疑古思想大盛時,學界流行著一種意見,認為商朝可能還是石器時代。胡適在《古史辨》第一冊所寫的〈論帝天及九鼎書〉中,便曾引瑞典學者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的話說:「(安特生)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顧頡剛也是說:「我覺得周代始進入銅器時代的假設頗可成立。」不但《史記》中商朝以前的部份不敢視為信史,當時寫教科書的人也不太敢將商朝之前寫成信史,甚至連日本宮崎市定的《中國史》也是如此。
 
可是,疑古思想被殷墟發掘等學術活動所挑戰,許多人轉而認為《史記.殷本紀》中的記載是可信的。朱劍心在《金石學》中這樣記錄著風氣的轉變:「而近時若干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之學者,言殷為石器時代之末期,證以最近河南安陽殷虛發掘所得之遺物,其說亦謬。」我們重讀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尤其是〈敘言〉及第一章〈論信古〉亦可看出這一點。他說:「我們看殷虛所出的文字與器物,就可以知道當日的文化已經相當地高,離文化的黎明時期已經相當地遠。如果前面全是漆黑一團,何以到此時文化有忽然的突飛?」(〈論信古〉)他又說:「我們看見商朝後期冶鍊極精,花紋豐富的銅器,就感覺到在當時銅器的使用已經相當地長久。然則數百年以前的堯舜時代,以至於千餘年前的黃帝蚩尤時代,全已使用銅器,非不可能。」(〈敘言〉)所以他進而主張「疑古的路既然走不通,我們就應該改走信古的路」,這也促使徐旭生認真地進行古代傳說的分析。胡適在看到殷墟出土的精美銅器之後,他的古史觀點也有過劇烈的改變。人們相信古代歷史很長、程度很高,對過激的西來之說也產生了有力的質疑。蘇秉琦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殷墟發掘之後, 有人才敢將商朝放在上古史的開頭,他指的或許便是張蔭麟的《中國上古史綱》。胡適即曾特別提醒人們,張蔭麟的書從商朝寫起,是因為當時殷墟已出土大量東西。
 
所以關於這個由信而疑、由疑轉信的學術史探討,事實上是決定關閉或開啟一大片古代歷史世界的問題,是決定整個時代人們歷史意識的問題。正如清代考證學中以惠棟等人為代表的反宋學風氣,衝擊太大,方東樹便說影響所及,幾乎使人們覺得宋代似乎不應該存在—「有宋不得為代」(方東樹《漢學商兌》)。換句話說,宋代一切政治、文化、思想成就不被當一回事,或甚至是當成負面、有害,這斷絕了當時許多人對這個朝代及它龐大的相關領域的興趣或了解,甚至使宋代變得好像不應該存在一般。
 
所以學術史/史學史,不只是研究哪一位儒者、哪一本書,或哪一個學術流派,同時可以了解各個時代因何、為何開啟、關閉了某些門戶。研究它們,事實上也是在研究它們所涵帶的一個個龐大的知識世界,以及其間的切換、差異對每一個時代人們的知識世界及現實生活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這是我在增編本書時,縈繞在腦中的一些問題,故不揣淺陋將它們寫下作為此書的序論。
 
在這個增訂版中,我收入了五篇新文章,分別是〈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從哲學史到思想史—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近代史家的研究風格與內在緊張〉、〈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雖然新增的篇幅不算少,但為怕誤導讀者,所以我仍然沿用原來的書名。

王汎森 作者作品表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增訂版)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增訂版)
啟蒙是連續的嗎?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精裝)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
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
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錄
紙上風雲高信疆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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