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是星期天，早上我與胡績偉先生通電話，他要我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門廣場，去勸學生撤退，他說，祇要退出廣場，發表個聲明也可以。我回答：「今天是星期日，能不能明天多聯繫幾家報社一起去。」他說：「不成，我恐怕來不及了。我的兒媳醫院已經在發救護包了，當然不是給學生預備的。」我答應了他，我在馬路上截了一輛小麵包，拿出記者證，搭車去了廣場。……

第二天（5月22日），我和何家棟應嚴家其的邀請到社科院參加他召集的知識界座談會，那天到的人很多，一個會議室擠得滿滿的，連窗台上都坐滿了。會議當中，有人來找我，是我的一個朋友畫家劉光恩。原來早上我離家後，胡老即打來電話，要我把聲明改寫成一份同樣內容的致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交到人大常委會，這樣上下就有個呼應。我丈夫急得不知道怎麼通知我，正好劉光恩又來電話, 就有勞他把胡績偉的電話內容告訴我，劉光恩當仁不讓，就趕到社科院來了。我把情況和何老交換了一下，何老表示同意，我就在會議上起草起來了，……

高瑜對學運的介入導致她6月3日早晨被捕。6月30日陳希同向人大做的「動亂暴亂」報告，將高瑜1988年12月在《經濟學週報》發表的長篇報道《關於時局的對話–採訪嚴家其、溫元凱》打成兩個『動亂暴亂政治綱領「之一，又導致《經濟學週報》被查封。

作者介紹

高瑜原任職官方中新社記者，1989年時任職《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六四事件後該報停刊。高獲釋後從事自由撰稿工作，替海外刊文，以非凡勇氣繼續批評中共 ，更坦稱「你有槍，我有筆」，不懼當局，因而兩度獲得總部在美國華府的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傑出女性新聞工作者勇氣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