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大致可以分為詩論與文論兩大類，詩論部分，葉嘉瑩以其精湛的詩學分析錢詩，認為錢氏以才情、智力、學識為詩, 以工巧取勝, 用典尤其到家, 對詩句極為講究; 然亦因性情之故, 思致工夫與博學有餘，而略欠渾涵流暢、自然感發的興會。張健指出錢先生對宋詩情有獨鍾，重視民間疾苦、欣賞氣暢韻足、平淡圓活、親切生動、平中見奇、不喜因奇求奇之作品，是一本高水準的宋詩選。王次澄敘歷代詩家對李賀詩的評價以及錢先生對諸家的評騭與新見，指出錢說敏銳之所在，尤其是李賀在修辭與設色方面的藝術技巧，然後就錢先生若干意見提出商榷，特別是有關「筆補造化」的討論。簡錦松就錢先生所舉杜樣「雄闊高渾、實大聲宏」之例，從聲調與音節分析，發現未必盡然，提出了補充意見。龔剛探討錢先生為何推崇蘇東坡的賦，譽之為庾信以後第一人，並進而看錢先生如何借用西洋音樂術語「速度」(tempo)來評論蘇賦，認為錢先生以蘇賦在文風上由「迅急」變為「舒緩」，打通了文學與音樂的界限。
文論部分由余光中開筆，余教授看出錢氏學問的淵博深厚，創作不過是「厚積薄發，牛刀小試」而已，無論是詩、散文或小說，在刻畫人物方面，尤其精彩。張隆溪指出理論不能脫離文本與現實，否則必會流於空泛。錢先生著述的方式取自中國傳統，分條評點古典文本，但其思想內容，頗採二西之書，超越了傳統。艾朗諾 (Ronald Egan)認為《管錐編》這部巨著承襲了清儒讀書扎記的傳統與研究成果, 但並不照單全收，對清儒也有嚴厲的批評。錢先生在《管錐編》裡所引述語言、讀書方法、古籍間的關係與其用途等方面和清代扎記作了比較，更進而討論錢氏有關「闡釋之循環」的論說, 看到這位二十世紀學問最淵博、言語最犀利的學者, 如何運用其博學與睿智, 超越清代前輩學者所獲致的成果。傅傑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段玉裁與王念孫、引之父子著作的評價，認為錢先生既彰顯了段、王三人的精義，又補正了他們的不足。傅教授指出，錢先生很讚賞段氏的考證與辨證，但也指出段氏的未及之處。正段氏之說者，代有其人，但援引之豐富，辨析之精微，無如錢先生者。黃維樑認為錢鍾書與劉勰由「打通」與「圓覽」直探文學的核心，指出「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學今學道術未裂」的「大同詩學」(common poetics)可以成立，錢先生「海量式例證」，貫通東方與西方，將有助於促進人類溝通與世界和平。黃教授也批駁了錢學缺乏體系的論調，指出錢先生自有其體系，更多的是「潛體系」，有待學者們的整理與建構。汪榮祖有鑒於錢先生的一生頻遭憂患，早年遭遇到抗戰國難，晚年又躬逢文化大革命之劫，備受身心的煎熬。就心理學而論，大凡憂患都會造成「創傷」(trauma)而需要療傷；療傷則可經由報復、原諒，以及補償等不同方式。錢鍾書作為學者兼作家，唯有從學術與創作上得到補償，所謂「困而致之」。他的兩部成名作《談藝錄》與《圍城》以及許多短篇小說與散文大都成稿於「兵罅偷生」的抗戰時期，應非偶然，而其傳世之作《管錐編》更成於動亂的文革年代。田建民指出錢先生的「書香氣」來自滿腹詩書所釀化出來的典故，在其創作中，用典既多而又靈活，可歸納出四種主要的用典方式，此文只探討四種方式之一，即「用事不使人覺」的用典方式，認為錢先生在創作的時候，不自覺地將腹中所藏典故與生活閱歷相結合，自然流露，達到渾然忘我的境界。張高評指出錢先生認為《春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為吾國修詞學最早的發凡起例，並進而闡釋《春秋》書法之修辭與表述，以增飾錢先生的「書法」觀。狄霞娜（Tiziana Lioi）以義大利語來看錢先生的義語引文，闡述義大利作家與作品如何構成錢先生思維與比較方法的一部分。狄女士認為義大利文學為錢先生解讀中國文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了「照明」的功效，〈通感〉一文尤能體現義大利文學的影響。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比較錢鍾書和楊絳的性格與文風，發現兩人的性格很不相同, 在性格上錢比較退縮，而楊比較外向，但在文風上恰恰相反，錢尖銳而楊較內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