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真有可能換頭嗎？／
／移植整個身體會比移植腎臟或心臟還不道德？／
◆獲諾貝爾生醫獎提名，現代普羅米修斯──羅伯．懷特超越腦和身體之間的連結，
將科學幻想變成「科學事實」，挑戰人類最深切的恐懼◆
 

「大腦移植」會在幾年後成真？
如果拯救生命的解決方法不在於一次移植單一器官，而是一次全部換掉呢？
它會是造福人類的手術，它將徹底改變人類歷史。
不過，這也引發眾人的恐慌，一旦人類換頭術成功了，
靈魂是否將能追求永生？

◇◇◇◇◇
2015年，義大利神經外科醫生卡納維羅（Sergio Canavero）表示自己將會是首位做到「大腦移植」的醫生。事實上，他不是第一個有這樣想法並致力落實執行的人，卡納維羅的偶像──羅伯．懷特醫生也說過同樣的話。

這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傳記和醫學發展史，探究羅伯．懷特（Robert J. White,1926-2010）這位美國最知名、最傑出也是最古怪的外科醫生如何追尋頭顱移植的醫學技術，將一個人的靈魂移植到另一個人的身體。這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譚，或只會出現在科幻小說。但在真實世界可以怎麼樣辦到呢？

冷戰初期，科學上的較勁已經成為東西兩大陣營的主導精神。繼太空計劃後，出現另一種「空間」競賽，那就是征服人體內部的空間──器官移植。不論是鐵幕國家、還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外科醫生，爭先恐後想成為第一位完成器官移植的醫生，像是移植人體的腎臟和心臟等。但是，一名美國年輕的神經外科醫生，抱持巨大野心，提出問題：為什麼不移植大腦？

羅伯．懷特是個備受爭議的外科醫生，也是推動神經外科的先驅，他執行過一萬多次的腦部手術，並發表超過一千篇醫學文章。他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醫療倫理顧問，被任命為教宗科學院院士，並於1981年成立了梵諦岡生物倫理委員會。在他的領導下，委員會影響了天主教會對於腦死和體外受精這些議題的立場。而他研發的許多拯救生命的神經外科醫療技術（在體外替腦部冷卻和加溫，為腦部手術爭取更多的時間），仍應用於當今醫術，他也曾兩度被提名諾貝爾生醫獎。

但就像小說《變身怪醫》中的傑奇（Dr. Jekyll）一樣，懷特也有另一個身分。在實驗室裡，他正跟科學和死亡的極限戰鬥，進行一項完美的外科手術：人體死去後，讓靈魂繼續存活。1970年，懷特對猴子進行頭部移植，由於手術包括切斷頸部的脊柱，脊髓沒有與移植的身體連接，導致擁有新頭顱的猴子手術後全身癱瘓，但大腦中的神經和血管毫無受損。除了身體無法行動外，猴子仍擁有正常的知覺，可以看到、聽到、聞到並對周遭移動的物體有反應。最後因出現免疫排斥反應，猴子手術後只存活了八天。懷特醫生曾經給自己起了個「謙卑先生」的綽號，但善待動物組織（PETA）則控訴他的殘酷動物實驗，「將粗劣的、殘酷的活體切除術變成產業化」，並稱他為「屠夫醫生」！

本書追蹤了懷特十多年的研究，解釋了當中科學問題的糾結、國際政治和信仰，揭示這種複雜、暗黑實驗的醫學倫理以及從中獲得的非凡醫學革新，如何救活無數徘徊於死亡邊緣的病患。無疑地，這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故事，從科幻小說到科學事實，帶領讀者進入極大恐懼和極大希望的奇特旅程。

【補充知識】
大腦自身具有免疫性，這意謂著身體不會真正拒絕大腦，就像肝臟和腎臟器官移植一樣，真正的挑戰不在於移植大腦，而是移除和再連接到頭部。這將產生頭部或者整個身體成功移除和連接的問題，同時，成功的手術必須重新連接脊髓跟神經系統，否則患者將會四肢癱瘓。人類的頸部橫切面相當複雜，就像纖維組成的複雜電纜線，必須正確地調整，保證每一根血管都能連接到正確的位置和正確的方向；而食道跟氣管則像洋蔥一樣，層層疊疊，都需要單獨縫合。而且，當實施頭部移植的時候，還涉及到讓血液冷卻來減緩大腦死亡，最多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就要讓血液重新流動，可以想像這樣的過程有多複雜。

至於靈魂會跟著大腦一起移植到新的身體嗎？科學家普遍認為，大腦並不是像裝在一個桶子裡那樣，它與身體的化學反應和神經系統是一體的。大腦會整合來自一副完全不同的身體的新信號、認知和信息嗎？會不會造成精神錯亂或是嚴重的精神障礙？這也是目前人們無法解開的謎。

【本書特色】

● 一本出色又古怪的外科醫生的迷人傳記，以及他想要嘗試移植人類靈魂的科學追求。
● 人類頭部移植一直是人類最好奇的想像與最深沉的恐懼，同時也是醫療科技突飛猛進與醫學倫理嚴重扞格的引爆焦點。
● 書中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如果讓⼤腦能在體外存活，那麼⾃我會變成什麼？」、「你可以移植人類的靈魂嗎？」

名人推薦

王浩威　精神科醫生／作家

冬　陽　央廣《名偵探科普男》主持人
汪漢澄　新光醫院神經科醫生／台大醫學系副教授／麥田出版《醫療不思議》作者
知　言　台大臨床所博士生／推理作家
喬齊安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成員／百萬部落客
蘇上豪　金鼎獎得主／心臟外科醫生………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各界讚譽】

★一部令人無法抗拒的紛囂故事，有扮演上帝的醫生、與意識形態對立的科學，以及總是在冒險的命運。
──羅伯．科爾克（Robert Kolker），《紐約時報》暢銷書《隱谷路》（Hidden Valley Road）作者

★席萊斯從醫學史中取出最離奇、最具倫理複雜性的一段情節，把它塑造成細膩、考據詳盡、讓人讀到捨不得放下的一部敘事。我向你發誓，如果你的頭殼（或其他部位）裡有腦袋的話，會發現這本書真是好看。──瑪莉・羅曲（Mary Roach），《紐約時報》暢銷書《不過是具屍體》（Stiff）作者

★令人著迷、誠摯感人、讓人愛不釋手的一本書。席萊斯完全揭露了羅伯．懷特醫生奇特且複雜的天賦：一位虔誠、自負、擁有雄心壯志的創新者，在追求發展一種令人費解卻可能改變世界的嶄新外科手術的過程中，他簡直願意挑戰任何規範，包括生命本身的定義。──盧克．迪特里希（Luke Dittrich），暢銷書《終身失憶人》（Patient H.M）作者
 
★精采出色、令人不安、深具吸引力。這個真人故事甚至比以它為靈感的X檔案事件更加黑暗與曲折。──法蘭克．史巴尼茲（Frank Spotnitz），《X檔案》編劇兼製片人

★引人入勝。席萊斯是一流的歷史學家，擁有說書人的敏銳眼光。──琳賽．菲茨哈里斯（Lindsey Fitzharris），《李斯特醫生的生死舞台》（The Butchering Art）作者

★我極力推薦這本書。──艾德．楊（Ed Yong），《紐約時報》暢銷書《我擁群像》（I Contain Multitudes）作者

★精湛傑作。追根究柢且耐人尋味的人物傳記。──《科學雜誌》

★充滿熱情、生動流暢……懷特漫長的事業生涯中，他的非正統追尋曾經數次登上全國新聞，但是布蘭迪．席萊斯終於在《謙卑先生與屠夫醫生》這本書裡，給予這些研究應有的重量級深入探討。──《華盛頓郵報》

★生動逼真，有時令人膽戰心驚……這是迷人且不安的寫照，讓我們窺見醫學研究的複雜世界，以及其中一位最極端的執業者。──《哥倫布郵訊報》

★調查詳盡。文筆精采。懸疑動人。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好看極了。──《華爾街日報》

★讓人又愛又怕。──《紐約時報》

作者

布蘭迪•席萊斯 Brandy Schillace

醫學史學家，2018年史隆基金會（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科學獎得主，研究領域為醫學、歷史、科學及文學的交會處。曾任博物館專業人員與大學教授，也為《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赫芬頓郵報》（HuffPo）、「CrimeReads」網站撰稿。目前是英國醫學期刊《醫學人文》（Medical Humanities）總編輯。著有《死亡的夏衣》（Death''s Summer Coat: What Death and Dying Teach Us About Life）、《時鐘發條未來》（Clockwork Futures: The Science of Steampunk）等書。

譯者簡介
徐仕美

國立台灣大學植病所碩士，曾任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編輯、天下文化科學書系編輯，目前是自由譯者。譯作有《恐龍的啟示》、《大腦解密手冊》、《記憶的盡頭》等書

目錄

致謝
作者記事
前言──遇見盜屍者
第1章　少了一枚腎臟
第2章　雙頭狗與太空競賽
第3章　死掉的腦在想什麼？
第4章　鐵幕之後的腦
第5章　法蘭肯斯坦的猴子
第6章　現代的普羅米修斯
第7章　人類這種動物
第8章　完美的病人
第9章　如果我們不需要脊髓？
尾聲──法蘭肯斯坦醫生再現
◎參考資料

序／導讀

作者記事

有時候是故事找上你，而不是你去找故事。這個故事始於一位老友的電話……他碰巧是位腦外科醫生。

麥可．德喬治亞醫生邀請我到他的小型方正辦公室，就位於克里夫蘭的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校園。我抵達之後，他親切地請我坐下，因為有一些故事最好在你不需擔心會跌倒的時候聆聽。「我想給你看一樣東西，」他說，一邊把手伸向書桌最下方的抽屜。

那是個鞋盒，有點舊了。他把不起眼的盒子推過桌面，我有點心急地打開蓋子，帶著一絲不安。「不會是顆腦，是嗎？」我問。不，他對我說。或者至少可以說，不完全是。

最上方是一本褪色的棕色方格筆記本，標著麻州理工學院的字樣。封面上寫著羅伯．懷特（Robert J. White）的名字。隨著我翻頁的時候，看到潦草的筆跡、陳舊的膠漬，以及到處都有的鏽色斑點。「或許是小鼠的血。」麥可說。這是一本實驗記錄簿。我拿在手中的筆記本經歷一段漫長旅程，帶著它的創造者從小鼠和狗的早期實驗，到猴子身上的離奇手術——將活生生的腦換位置的大膽嘗試。

「他嘗試移植頭部？」我問道。他不是嘗試，麥可糾正。他成功完成這件事。然而，從來沒人把這個故事原原本本說出來。

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

接下來或許是我曾遇過的最奇怪故事。充分證明了一則古老的諺語：最奇怪的故事，往往是再真實不過的事；最詭譎多變也最豐富多產的故事土壤，就在人類的腦袋裡頭，那裡充滿了好奇、欲望、勇敢及恐懼。
 

前言  遇見盜屍者

腦：一．三六公斤重、充滿皺褶的凝膠狀物質、具有一千多億個神經細胞，它產出的陰謀詭計不著痕跡，但卻主宰我們的思想、行為以及身為什麼樣的人。只要我們還擁有意識，我們就會是我們自己。暴力、意外與疾病可能侵蝕我們脆弱的身體，但大多數人依然認為自我就位於腦袋──存放我們的記憶、希望和夢想的倉庫。但是，如果你把腦子從它所在的身體移走……呃，又是另一種故事了。事實上，這就是本書的故事。

打開你的皮夾，拿出駕照。我們許多人在這一小片塑膠上的某處有個記號，載明我們是器官捐贈者，代表在我們死亡時，器官可以被摘取下來，拯救另一個人的生命。一旦選擇了這個選項，大多數人可能從此不作他想。我們現在樂於接受，甚至讚揚器官移植，但是不到一百年前，這種想法似乎不過是有病腦袋的瘋狂想像。從人體取出跳動的心臟，讓人聯想到對神的獻祭；從死者身上摘下肝臟來延續生者的性命，簡直是恐怖行為。

長達數個世紀的期間，天主教會等機構和社會禮俗甚至連人體解剖都不允許，導致對人體的複雜運作出現了奇特糟糕的想法。早期的解剖學家把子宮視為瓶子；他們認為乳房和卵巢有管道相連（假設月經和母乳有某種連帶關係）；至於腦，我們最寶貴的配備，他們畫成一團像果凍的黏糊。器官之間的空隙，也就是血液能在其中循環流動的腔室，則非常重要。從許多方面來說，血液承載著人類的靈魂。

然後來到十八世紀，有了盜屍者。歐洲城市充斥著垃圾和露天廁所，擠牛奶的女工整天提著桶子吃力走過街道，她們舀給路人的鮮乳油沾染了煙灰、塵埃和蒼蠅。由於營養不良、空氣不佳、水質不乾淨，不常洗澡的民眾普遍骯髒汙穢，疾病猖獗。生病農人一旦進到墳墓後，常常再被挖出來。由於缺乏冷凍設備，也沒有人體捐贈計畫，積極進取的醫生只能依賴別人的卑鄙勾當，那些人願意清除花環，奮力從土裡挖出新埋的屍體，趕在黎明前撤退，然後把屍體提供給年輕解剖學家——當然得有代價，而且不准問任何問題。這種舉動駭人聽聞，但如果不這樣，醫學生要如何了解包裹在皮膚之下的人體構造呢？

到了此時，終於可以開始弄清楚器官的真實形狀和功能：肝有兩葉、心臟有四個腔室……然而有這麼多肉塊，神學家想知道，靈魂到底棲息在哪一塊？自從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提出「我思故我在」）這些哲學科學家的時代以來，愈來愈多人認為這片神聖空間落在心智活動的區域。在解剖學家以及盜屍者的協助之下，心智變成腦的同義詞。

接著來到充滿神奇想法的冷戰時期，太空人約翰．葛倫（John Glenn）離開地球的範圍，英法聯合研製的協和號客機以及蘇聯圖波列夫Tu-144超音速客機翱翔天際，新一代的盜屍者誕生了。蘇聯的鐵幕之後，與身體分開來的器官在悉心保護之下，可以獨立生存，變成鮮為人知的實驗的研究對象。到了一九五○年代，有一些奇怪的黑白影片流到西方世界，揭露了看起來很詭異的東西：在體外存活的心臟、自己獨立擴張的肺、一隻經過手術改造的狗正用相連的兩顆頭舔牛奶……史達林的科學家在各種祕密實驗室中深入探索生命的謎團。他們並非在尋找人類靈魂。做為優秀的世俗共產黨員，他們只對生命感興趣：如何維持生命、如何把生命分離出來、如何創造生命。他們對於控制心智也感興趣。冷戰時期的研究把腦視為一種無線電接收器，會收發電磁訊號。腦如何運作？為什麼腦可以運作？你需要多少分量的腦就能存活？腦死亡而身體卻繼續活著，會是什麼狀況？當角色互換，變成只有身體停機了呢？生命可能免於癌症侵蝕器官造成的逐漸退化、肌肉萎縮症導致的衰弱，或者葛雷克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俗稱「漸凍症」）引起的肌肉僵硬──只要能把腦移到別處好了。

由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白熱化科學競賽氛圍，催生出一種不可能的夢想：他們想進行的並非移植頭部（這個本體），而是移植整個身體──肺臟、心臟、腎臟，以及整套配備。這聽起來非常像《科學怪人》小說的情節，也很像是B級片科學家在可怕實驗室中所做的狂熱夢想。但是到頭來，這根本不是科學怪人的故事，而是變身怪醫的故事，有著兩個自我、兩種衝動，甚至有兩個名字。

謙卑先生與屠夫醫生
羅伯．懷特是堅定的道德捍衛者、虔誠的天主教徒，還是兩位教宗的朋友，喜歡稱自己為「謙卑的鮑伯」（有點諷刺）。懷特年輕時企圖心十足，是極有天分的專門人才，連哈佛大學醫學院都招攬他從明尼蘇達大學轉學過來，他有志於了解多重器官衰竭是何種情形。懷特是第一例腎臟成功移植的目擊者，這場手術由他的良師益友約瑟夫．莫瑞（Joseph E. Murray）執刀，懷特想疑惑，當一個人能夠進行頭部移植，一次把所有器官都換掉，為什麼還是寧願這次移植腎臟、下次換心。批評他的人，包括提倡善待動物主張的行動分子，稱他是「屠夫醫生」，譴責他讓無數動物遭受不必要的折磨，而且是擁有可怕野心的人，企圖扮演上帝。懷特反駁說，科學是無可非議的實際作為，但他也現身於電視螢幕和《GQ》雜誌頁面上，提著外頭寫有「法蘭肯斯坦醫生」的醫生包。他創立的救命技術，從為事故傷患實施的腦部冷卻方法，到源自真實狀況的實用手術，至今仍在醫院使用，他也是《X檔案》第二部改編電影的顧問，而且激發科幻恐怖電影《不死之腦》（The Brain that Wouldn’t Die）的拍攝靈感。他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籌組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會隸屬於宗座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懷特曾獲得諾貝爾獎的提名，但是他也曾切下一隻恆河猴的頭，把它縫合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身體上，這是為了日後應用在人類上的試驗。

懷特開創的技術在黑暗中啟動，但他拿起手術刀，完全下定決心如同加入太空競賽般參與一場國際賽，這是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之間為了克服死亡和賦予生命而展開的競爭。想要從狗到猴子，再躍進到人類，開啟一場長達四十年突破科學極限的奮鬥──這場奮鬥也衝撞了動物福利的新觀點、懷特自己選擇的信念，以及大眾對於從腦死病患身上摘取器官，或對於移植使我們成為我們的東西的抗拒。

我們總會渴望那些觸手可及的未來。「我們即將發現多少事物？」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筆下的維克托．法蘭肯斯坦問道：「若非懦弱或漠視阻礙了我們的好奇心。」人類膽敢用自己的科技干擾宇宙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的確敢這麼做。從鐵肺到今天的呼吸器，從第一起腎臟手術到創新的基因療法，從懷特的腦部冷卻技術到創新的人工神經網路植入，我們當今醫學的驅動力，來自於過去醫學的大膽躍進。我們看到曾是科幻小說中的構想成為真實的科學，然而移植伴隨欲望和揮之不去的恐懼，挑動我們的理智。當一個母親聽到早夭孩子的心臟在受贈者的體內跳動著，她耳中聽到的心跳聲是誰的？如果我們接受了別人的心、肺或肝，會改變我們是什麼人嗎？

這本書訴說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一趟猶如法蘭肯斯坦般的追尋──有個人追求進行全世界第一例人類頭部移植手術──以及這場奇特的競賽如何開啟至今持續拯救性命的技術。但這也探討了一個仍有待解答的謎題：如果你讓一顆腦離開身體存活，那麼自我會變成什麼呢？或者就如懷特所說的：「你能移植人類的靈魂嗎？」

懷特醫生的研究像是一座非凡的橋梁，跨越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美國、科學和靈魂、實驗倫理，以及希望維護患者免於身體衰退的強烈欲望之間。他的故事開啟了一扇窗，帶領我們回到過去，回到那個國族主義盛行，充滿祕密、危險與間諜的年代，然而那個時代對於遭人遺忘者的權益也愈來愈注重，不論被遺忘的是陷入不可逆昏迷的病人，或是實驗室裡的猴子。這個故事是關於我們最深切的恐懼、最偉大的希望，以及一項驚人的發明，這項發明現在可以拯救心臟病患者和洗腎病人免於死亡。最棒的是，這個故事敘述了一趟科學幻想變成科學事實的漫長神奇旅程。 

試閱

第二天早上懷特刷手的時候，奧本已經把猴子麻醉好，也為牠剃毛了。一位加入團隊的神經生理學家利奧．馬索普斯特（Leo Massopust）將會在手術期間全程監控病患的腦波，這個角色比以往更重要，因為未經冷卻的腦處於更纖細敏感的狀態。懷特牙齒緊咬他的手術專用菸斗，走進異常擁擠的實驗室。最近成員有一些異動。奧本與維杜拉還在，後來加入的有實驗心理學家沃林、已經是脊椎外科先驅的角家曉（Satoru Kadoya），還有懷特的新助理大衛．亞順（David Yashon），以及那位熱切的義大利記者。

「咖啡和甜甜圈快來了。」懷特說。他的祕書名字也叫佩蒂，過一會兒把東西拿來時，奧本正在把一根管子插入猴子的股動脈。懷特的視線穿過馬克杯上方，盯著法拉奇，主動說：「猴腦和人腦差異不大。」她把這句話寫下來。「分離人類腦部的程序應該也大致一樣，除了規模不同。」她也把這句話寫下來。然後奧本表示他們準備好了，於是懷特就定位，全神貫注。當他工作時，法拉奇變成背景的一部分，可說是幾乎給遺忘了，就在懷特進行自己拿手的事情——抽菸、開玩笑、討論新聞，同時間手指翻飛，下手準確。法拉奇後來說那是鋼琴家的手指以及神父的手，並形容這些動作如同一場完美的舞蹈，與懷特的閒談聊天完全脫離。她不像奧本那麼了解他。懷特的團隊知道，懷特身上的每條肌肉都在燃燒；這是一項很累人的工作──也是很熱的工作，由於他們用灼熱的刀片切斷血管同時止血，透過燒灼使組織癒合。懷特的眼鏡起霧，但是他沒有停手，直到這顆頭顱最後變成光禿禿的一團肉。這時法拉奇似乎才又出現在他身邊。

「你會說這隻動物還活著嗎？」她指著那隻骨肉模糊、明顯怪異的獼猴問道。懷特仔細判讀監視器。血壓、體溫、腦波，一切都檢查過了。「為什麼不行？」他回擊道。現在不是對話的時候。他還沒進行到最困難的部分。腦部的血液來自四條主要血管：左右總頸動脈，以及左右椎動脈。沒有超低溫冷卻的輔助下，懷特必須將動脈結紮（也就是綁起來）、剪斷、插入T形套管，接著把大隻猴子的同一條動脈結紮、剪斷、插入套管，然後讓血液恢復流動──全部要在三分鐘內完成。這裡才是重頭戲，他希望記者關注。他示意法拉奇跟進，這時奧本又加了一劑麻醉藥，讓猴子保持無意識狀態。「你必須先了解。」他一邊擦眼鏡一邊說。有意思的部分不是視覺上看得出來的，而是在於他和團隊成員即將進行令人幾乎難以察覺的轉換。這些無關身體，一切都與腦有關。活生生的腦。懷特表示他們準備好處理供血的猴子，是時候做真正的工作了。

這隻提供血液的猴子嚇壞了法拉奇，起碼她說牠很「嚇人」。她有理由這麼說：牠身上傷痕累累且具有攻擊性，對其他猴子又咬又抓，無法跟牠們好好玩耍。牠也不太理會自己的管理者。一旦他們把牠麻醉之後，就把受血者莉比翻過來趴著。懷特彎腰盤踞在小獼猴的動脈上方，準備開始。馬索普斯特確認所有訊號良好，奧本也點了頭。他們曾經做過同樣的事。手術失敗超過一百起，但是成功的次數是兩倍。然而，如果今天失敗了，會是公開的失敗。

氣氛如嘶嘶作響的高壓電線般緊張，懷特把菸斗放在一旁，每個人都安靜下來。法拉奇即將目睹懷特手術的另一面，一個高度專注的人深知分秒意謂生命。懷特利用一根彎針把四條靜脈紮起，然後解除這顆頭的束縛。結紮受血者的血管，接上T形套管，再結紮供血者的血管。然後他說：「打開管線。」血液自大猴子流出，懷特切斷小猴子的腦與自己身體的最後連結。所有人盯著監視器。開始出現嗶嗶聲。腦波回來了，甚至比以前更強烈。懷特鬆了一口氣。在正常溫度下，血流重新恢復，沒有損失功能。他輕鬆順利完成剩下的工作，移除骨頭外殼，讓鮮橙色的腦獨立出來。他展現給記者看。這就是提供照片給各報章雜誌的那一顆腦。

懷特讓這顆腦持續運作到晚上九點，進行一連串測試，測量代謝率、血壓，以及對刺激的反應。小組成員靠在桌子上，依賴咖啡和走味的點心支撐。他們全都受夠了。他們需要睡眠和像樣的一頓飯，所以懷特切斷管線，看著猴腦的數據緩慢下降，從高峰變成平坦直線。法拉奇要求提出：「你能拿著它拍照嗎？」他照做了，把猴腦捧在雙手之間。法拉奇問到，這顆腦現在是否只算是一團組織，懷特搖頭。「不僅於此。原來是瓶香水，現在是空瓶子，」他說，「但是香氣還在。」恰當的結尾，他認為。但是，他還有其他工作要做，反正快到星期六了，這是他與一幫小孩共度的日子，他們要去攻占雜貨店，到肉鋪取牛腦。

法拉奇習慣有人提醒她採訪結束，但她就是習慣忽略提醒。「懷特醫生，」她問道，語氣似乎比過去尖銳。「你會擔心自己的研究帶來極端後果嗎？」懷特竊笑，她是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嗎？這個問題似乎很天真，完全不符合懷特向她展示的一切，包括他的謹慎準備、他的方法步驟。他當然想過自己研究的各種可能性，但整個重點在於拯救生命，除此以外，別無他想。他不是這樣說的嗎？

科學總是意識到危險，懷特告訴她：「但是能夠完成某些事情，不代表我們會去完成。」他向她保證，這就是科學倫理的全部重點。而且無論如何，她今天目睹到的主要是如何維持一顆腦存活、如何研究它獨立於身體之外時的功能，而非在人類身上實行這類手術是否正確。法拉奇提醒：「啊，但是你說可以在人類身上進行。」或許那是他脫口而出的話。懷特同意：「是的，我們今天可以讓愛因斯坦的腦活下來。」卻這不代表應該這麼做，或他推薦這麼做。然而，她繼續追問，這樣的腦是否仍是愛因斯坦。沒有身體的腦，究竟是什麼？

法拉奇設法加緊力道，把懷特導向他最喜歡主題之一，也是他最常思考的主題：沒有身體的心靈是否可能存在。懷特向她保證：「當我把腦從身體分離之後，智力和人格依然完整。」他竟然暗示，人格是天生的，在胚胎時期就出現，這明顯透露出他的天主教傾向，但他忽略了當代的先天後天之爭，以及隨著我們年齡增長，腦中連結仍然持續發展的事實。他沒有就此打住。他告訴她，沒有身體的腦不會有什麼困擾，還可能像超級電腦那樣運作。對於缺乏外來刺激的腦來說，數學問題啦、倫理問題啦，可能更容易解決。我們能夠藉由移植腦部，把人救回來嗎？呃，不行，因為把神經重新接起來極度困難。我們能夠藉由移植頭部，把他們救回來嗎？理論上可以，儘管懷特承認，想到有人帶著並非相配的頭和身體走來走去，就連他也覺得有點恐怖。不，我們還沒準備好，我們眼前堅持只做猴子和狗的實驗。人類實驗必須晚點進行，在我們有機會從倫理和宗教方面來考量問題之後。法拉奇露出端莊的微笑，說：「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的是道德問題。」

道德問題。懷特離開實驗室，趕上一輛公車，找個最近的座位坐了下來。或許他回想起來會覺得，自己有一點做過頭了。連他也承認，神學建立在過時已久的科學理論之上。好幾個世紀以來，醫生說當心臟停止，病人停止呼吸，是死亡降臨的時候。但是，他們錯了。當腦放棄靈魂，過了三至五分鐘之後，才是死亡降臨之時。有時候，腦死比身體死亡更早來臨，比如腦已經死了，但身體依賴機器繼續呼吸。懷特望著單調的街景從結霜的玻璃窗前掠過。就在這一刻，一位美麗聰慧的年輕女子躺在他任職的醫院裡，她是鋼琴家，年僅十八歲，正急切等待一顆腎臟。不過，懷特無法給她。他也不能從同血型的癱瘓或昏迷捐贈者身上摘取腎臟，即使他手邊有適合捐贈的人。他也和法拉奇說過。不論是法律或宗教的原則，都落後科學一大截。此時，她提出最令他困擾的問題：「你的意思是，生命的整個概念需要重新定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