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的地方治理究竟如何？
中央政治權力滲透到地方，到底是鞭長莫及？抑或如臂使指？
「地頭蛇小傳統」遇上「強龍大傳統」，如何研判誰在統治地方？
是國家派任的流官到地方主政？
還是地方勢力與官衙世吏相互勾結在把持地方？
中國氣候水文和物產，在中古以前已然定型，糧作耕耘仰賴太平洋西南季風帶進的雨水，沿著秦嶺由西往東，降雨量逐次增多。雨量過多，會造成洪澇為害，過少或不雨，則旱災必作，隨之是蝗災。唐宋帝國為穩定糧食充分供應，多以糧倉儲米以濟不時之需。這是以儲糧制和義倉制來因應降雨的不確定性。附帶的因應措施有二：其一，藉祠廟祈雨儀式呼求老天降雨，其二，興作陂塘隄堰蓄水和防洪。
祈雨倘若有成，地方官馬上面臨蓋廟酬神的壓力。修廟／蓋廟或是修建陂塘和隄堰，乃一縣之大事，屬於公共工程性質，需要募資和糾集工役，工程本身會連帶牽動到官民之間，以及居民之間的利益之分配。這是測試地方官和地方勢力互動的試金石，會再現於一方碑石所刻的記文中。工程操控權誰屬，似乎決定了地方官與地方勢力追逐公共權力途上誰居上手。
本書提供八至十世紀唐帝國華南地方政治／文化經驗，以及宋帝國十至十一世紀不分南北的地方政治／文化經驗。使用「廟／祠記」、「德政／遺愛碑文」、「循吏傳記」和「牧守行為集錄」四種文本史料，解答中國地方治理文化基因設置，與地方實際政情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
本書封面說明
◎封面圖片：「解州關帝廟」，中國最大的關帝廟，位於山西運城市解州鎮，是關公故鄉。創建於隋開皇九年（589），宋元至明清不斷重修或重建，現今建築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大火後重建。供奉關帝神龕的崇寧殿，懸掛「神勇」巨匾，由清朝乾隆皇帝欽定。
作者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2010）、《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志業：唐宋新聞傳播史》（2013）、《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沒有歷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爭史》（2020）、《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園林遊憩、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2020）、《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2020）、《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2021）、《中國中古的社會與國家》（2021）、《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2021）、《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2021）等書。
目錄
代自序：托克維爾半路殺出
導論
實情篇 地方社會刁鑽
第一章 南方書寫下的地方勢盛
一、循吏書寫文本的南方
二、他者書寫文本的南方
三、在地／自身觀點的南方尚鬼書寫
第二章 施雨神碑中地頭蛇小傳統vs.強龍大傳統
一、求雨神祇形形色色
二、有龍王廟、或陰司水神廟對大傳統的衝擊
三、有解旱神力道教神祇對大傳統的衝擊
四、旱災祈雨與泰山后土信仰背後為大傳統張目
第三章 國家文化出擊與地方抵抗
一、孔廟：對治淫祠的神器？
二、興孔途上淫祠猖
三、先賢祠：地方文教與文化資源的援用
四、女神廟問題
第四章 地方公共權力的官民拔河賽
一、話語權在私廟的文本分析
二、話語權在官廟的文本分析
理想篇 治理短板浮現
第五章 史官建構的地方治理極致景致
一、兩《唐書》循吏立傳取捨的同異
二、宋依唐循吏傳的四大指標行為書寫
三、比較漢唐循吏指標內容生變的意義
四、《舊唐書．循吏列傳》只補本章論述框架一例
五、唐修前朝八史的循吏製作
第六章 館臣打造的地方官正面形象
一、教化欄內唐名臣
二、教化欄內魏隋間名臣
三、能政欄內魏至唐名臣
四、興利、勸課欄內魏至唐名臣
五、仁惠欄內魏至唐名臣
第七章 地方官紀功碑上銘刻的治理話語
一、神道設教的「循吏」模本的再生產
二、獨沽一味的循吏樣板
三、教化、技術合冶的循吏樣態
結論
參考文獻
序／導讀
代自序
托克維爾半路殺出
一
二十世紀六○至七○年代，美國漢學界在處理中國文化議題上，是聚焦在儒家上面，它有個前提假設：就是儒家即令不足代表中國文化全體，但起碼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先是在芮沃壽（Arthor Wright）領軍下編出了好幾本論文集。這是以思想史思維在做中國上層文化史。同時，又有以社會史思維在做中國下層社會，或至少是地方菁英政治／文化史。這方面的成就代表有蕭公權和張仲禮師徒，分別推出了《中國鄉村》和《中國紳士》這兩本先驅之作。以上各書在台灣皆以盜版方式出現在書市，多少彌補了當時高教接軌國際的需求。
我在六○年代末和七○年代中，即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的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階段，同時受這兩股學風之影響。當時因性近思想史關係，比較傾向芮沃壽及其繼任者主編儒家研究各集。彼時，我致力於魏晉和明清思想的探究。迨離開母校──台灣師範大學──我讀到低我五班的黃克武碩論，作的是清代經世思想的研究，這讓我對美國近二十年儒家研究業績，一種比較傾向教化倫理範疇的物事，有了強烈的對照。原來晚明和清中葉編輯的兩套《經世文編》，展示了儒家人物中有人警覺地把其短板的技術範疇物事，做了適時調整和強調。黃克武所為，與先前美國漢學界的儒家研究，有了強烈反差的對照。一九八一年我入職中研院史語所，研究重心從思想史調到社會史，我就把以上思想史界的兩派研究路徑予以擱置。沒想到這一耽擱一晃眼便三十多年！
二
二○一七年至二○一八年，我指導一位博士生作明代地方官的居官和宦遊生活這一議題。因為黃克武是主考官之一，我有幸與他共聚一堂討論明代地方政治。我因曾讀翁文灝先生著書談到中國古代衙署內部陳設，故爾特別指示博士生關注衙署圖材料。由圖樣知，衙署住宅內部結構中，主要有知縣、丞、主簿宅舍，還有雜吏如典史、胥吏等的房舍，這不稀奇，比較引我注意的，是知縣獨立書房的退思堂或思政堂這一建物。我因做宋．曾鞏從政、試圖走第三條路的研究 ，知曉曾氏寫有〈退思堂記〉，從此由宋至明清，莫不有〈退思堂記〉這一文類（genre）大量存在。這一文類所蘊藏訊息，究與地方政情有何關涉？是我要博士生特別關注所在。我閱讀大量〈退思堂記〉文本後，比較傾向這些是官樣文章，講的是冠冕堂皇，但衡諸地方政治實情，恐怕猶有一間。博士答辯會場合中，連兩年我都與在座明清專家，包括黃克武在內，有所爭鋒相對。他們比較傾向〈退思堂記〉是明代地方政治的若干面向的反映。在兩次博士論文答辯會中，我的看法並未充分說明。畢竟學生和考官才是此會的主角，我身為指導教授只能多聆聽專家意見。儘管該博士生最後順利取得學位，但在我，這個中國地方政治／文化的問題，仍未結束，這引領我從此多關注這一議題。
三
事實上，這議題在二○一一年早就因故有所發酵，二○一二年我收到中國人民大學楊念群教授寄給我他所主編《新史學》第五卷（北京：中華，2011年11月），內有他及其學生胡垣所寫，關於清代地方治理問題兩文。楊寫的是乾隆與疆吏之間通訊搜討吏治之道。胡寫的是雍正時縣佐雜官別出縣廷，與知縣分轄地方，因而主張皇權下縣始於雍正，而非杜贊奇所說，要到清末新政始然。在此，胡強調了從中唐始設的巡檢司之功能。為此，我去信楊教授有所討論。我記得主要講兩點；其一，皇帝的諭旨和疆吏的奏書是規範性史料，不能據以充分體現地方實情，其二，巡檢司從設置以來，對治盜即不彰，在此，制度性史料及效益如何，理應予以檢核，不能說只要有所設置，便證明效益良好。
針對胡原文，我於二○一六年有所回應。我發表〈治盜思維二文化模式之起伏：唐宋的盜匪〉《社會／文化史集刊》第18期（2016年5月）頁83-126。在文中，我指出，由唐入宋，巡檢司其功能多不彰。亦即，我輩研究者不能只拘泥於單方面的制度面，要能一併反思制度的對治面，即盜匪，以及雙方互動這個面向來。針對楊念群研究依傍諭旨和奏書這種規範性史料，我還要多思索幾年，才提出對策。
四
針對楊念群文意見的更落實方案，我要到二○二○年七月想到，使用祠／廟記文、德政／遺愛碑文，以及史官《循吏列傳》，以及館臣大套書中的牧守正面行動書寫文等，來加以解答中國地方治理文化基因設置，與地方實際政情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
我從二○二○年七月，託請卜元鼎兄寄來黃永年寫唐．狄仁傑取締淫祠一文，等如正式進入詳細與楊念群教授對話的階段。這番對話基本上花費兩個夏天（即2020至2021），大體完成本書的寫作。比較兩個不同研究路徑，在我集中在唐宋地方治理所累積的文化資源，在楊念群、胡垣，以及黃克武等，他們是集中在清代的地方治理實務研究。幸而在學術資源上，我有黃宗智和杜贊奇兩教授清末民國的地方治理實務研究業績，可以當作參考座標。就這樣，我做的是唐宋中央集權制下的地方控制，所呈現的似乎只到縣這一層級，縣以下幾乎是地方勢力的天下。這一唐宋模式降及清季之前，理應不出此模式。相形之下，黃宗智和杜贊奇無獨有偶，均發現此一模式到清末新政（按：約從1907至1911年）才有了突破口，中央政治權力首度滲透到縣以下的鄉村社會。這就呼應了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蕭公權和張仲禮師徒所研究的鄉村社會實情了。然而，黃、杜的觀點，到了二○一一年十一月，遭到楊念群和胡垣師徒的修正，說皇權下到縣，早在雍正時期，即已開始。中國中央集權制與地方自治是以縣以下作為疆界線，究竟從何時起才開始被中央政府所突破？是由清季新政發韌、再降及北洋、國民政府呢？抑提前在雍正時從事吏治改革之時？目前遺下爭議，有待更多的地方治理史研究個案，才能更準確地說分明。
五
同時，漫長的從秦漢至清季（即西元前三世紀初至十九世紀結束），長達二千一百餘年，光只有盧建榮所究中唐至北宋末（從西元760-1200年）這四百四十年個案，仍是太單薄，還要更多人投入，才能更具體知曉這二千一百年皇權不下縣這一模式的實質。當然，地方治理文化基因早在西元一世紀班固所寫《漢書．循吏列傳》時，即已設定此文化程式，繼而五世紀范曄寫《後漢書．循吏列傳》更加碼予以鞏固。這部分，有余英時於一九八六年發表〈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於《聯合報．副刊》，有所疏解其中關於教化的文化意涵。這其實部分地與經世思想側重技術部位文化意涵，有所針鋒相對，可惜雙方並未形成文化交鋒。黃宗智和杜贊奇的地方治理研究，是孤立於這場學術語境之外，並未產生學術對話意義的自成體系的研究。有所針對黃杜的學術對話，要到二○一一年的楊念群及其學生胡垣出現，才有了有意義的結果。
六
二○二一年十月的此刻，我完成本書，在付梓前夕，回首前塵往事，從一位大學生，沾染儒家思想這一上層建築物，同時被澆灌以經世思想者與官僚另一下層建築物，在這上下震盪之下，思維獲得展開，但還談不上有自己想法。直到九○年代讀黃宗智和杜贊奇的書，內心經歷一場類如啟蒙運動式的文化風暴，這是大開眼界。再往下二○一二年讀到楊念群和胡垣針對黃杜的修正看法。我多年醞釀的想法，在二○一七─二○一八年上述兩場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有了黃克武等明清史專家的刺激，以及此前二○一五年發表曾鞏政治生涯（老於擔任地方官），與二○一六年發表唐宋盜匪等兩文，整個想法愈發清晰。此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二○二○年至二○二一年，時值全世界肺炎病毒疫情肆虐期間，激發了我提筆寫本書的強烈慾望！
七
以上講來，本書是我職涯四、五十年期間，與我終極關懷關係密切，即民主盟友是地方自治，民主敵人是中央集體制，這一教示是托克維爾於其《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的精華所在，從一九八七年我閱讀該書以來拳拳服膺至今，不敢一日或忘。在我於台北大學歷史系兼課三年承乏「法國史」教席，以及文化大學專任十年擔任「法國史」課程，不斷向學生重複以上托克維爾關於民主政治的真諦。如今寫到唐宋地方自治的情形，正可以與托克維爾說法國地方自治的千年傳統相互對照，這個法國地方自治傳統因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大革命的持續摧折而告終，法國政治朝向中央集權制之途大邁其步，以至於遲滯法國現代民主到托克維爾死於十九世紀中葉，法國人仍得不到政治自由。實際上，法國民主政治受到一九八七年左派上台完成首度政黨輪替，才開新紀元。如此說來，從大革命發生，法國花費近二百年才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在此，欠缺地方自治的基礎文化工程下，民主政治的建立，何其比登天還難。
回到本書的唐宋時期，中央集權制是時興當紅的體制，即令它滲透不入縣以下，而縣以下實際是仕紳、世吏在共管，也與二十世紀法國民主式政治無關。迨一九一二年中國行共和，但彼時地方自治已被中央政治權力所消滅，倘若參照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這似乎解釋了清末新政既走不上君主立憲制，也使北洋和國民政府想走共和立憲制也潰不成軍！這段清末民國史（1907-1949）仍有待更精緻的研究，好為中國人解惑。但無論如何，托克維爾的民主政治說是可以據以加以檢測中國個案的。
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台北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