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作品在台灣出版的最後一塊拼圖

一字未刪繁體中文版

薈萃史景遷學術關懷與研究精華的經典之作

史景遷在廣受讚譽的學術生涯中，已確立其傑出中國歷史詮釋者的崇高地位，他的著作展示了非凡的學識、活力、優雅和想像力，吸引了無數讀者，讓一般大眾也能接觸到原本只有專家才能了解的主題。《中國縱橫》精選了25篇史景遷重要的短篇作品，是史景遷唯一一本短篇文選。

與最會說故事的漢學家一起放眼寰宇、縱橫華夏

《中國縱橫》全書分成五大部分：1.黃嘉略、利瑪竇、馬爾羅的《誘惑》等跨越東西文化藩籬的人物與思想；2.儒學發展以及中國政府公權力的運作機制；3.食物、稅制、藥品、鴉片等中國社會百態的研究；4.脫離帝制後的近代革命中國；5.追憶業師暨漢學巨擘的紀念文字。這25篇文章包含了與史景遷的長篇巨作相互呼應的主題，讓讀者得以一窺其治學脈絡，並在充滿情感與知性的筆致中，共赴一趟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探索之旅。

名人推薦

名家推薦

伍佰（音樂人）

何致和（作家）

吳家恆（數位傳聲製作總監）

吳展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宋怡慧（新北市立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作家）

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沈旭暉（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金老ㄕ（「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專欄作家）

神奇海獅（歷史作家）

馬雅人（FB馬雅國駐臺辦事處）

康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陳一隆（臺中一中歷史科教師兼任祕書）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茻（與點堂創辦人）

陳榮彬（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陳德政（作家）

溫洽溢（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廖彥博（歷史作家，譯者）

蔡依橙（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蔡偉傑（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文學院學士班主任）

鄭俊德（閱讀人社群主編）

鄭培凱（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集古學社社長）

謝金魚（歷史作家）

謝哲青（作家╱節目主持人）

藍崇文（特聘教授）

——各界名家 齊聲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序）

國際推薦

令人驚訝、有趣且富有啟發性。——《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史景遷以一種在學術寫作中獨特的風格和優雅，傳達了廣博的知識。——《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史景遷富有智慧的冒險性文章幫助我們理解中國過去的動態，以及其未來潛在的希望。——《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作者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曹寅與康熙》、《改變中國》、《康熙》、《婦人王氏之死》、《天安門》、《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胡若望的疑問》、《追尋現代中國》、《太平天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前朝夢憶》。

譯者

黃中憲

1964年生，政大外交系畢業，現專職翻譯。譯作包括《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史》、《太平天國之秋》等。

目錄

引言

跨越文化藩籬

黃嘉略的巴黎歲月

孟德斯．品托的《遊記》

利瑪竇和進京

甘博在中國

馬爾羅的《誘惑》

往東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

儒家脈動

康熙的七個時期

明朝生活的活力

畫家石濤的交遊

清官張伯行的垮掉

充滿活力的儒家

中國科學的對話

身為中國人

社會百態

食物

藥

稅

鴉片

脫離帝制後

雞血和白朗寧手槍

電影和政治：白樺的《苦戀》

天安門

詩與物理學：反對精神

老師

芮沃壽

亞瑟．韋利

費正清

房兆楹

誌謝

注釋

試閱

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一九八九年春許多撼動人心之事的發生地，係中國境內最讓人情感澎湃且發思古幽情的地方。天安門本身甚為古老且美麗。它既是外人進入紫禁城遼闊內部空間所要經過的大門，也是皇朝內外廷人員出皇城，進入公共空間領域和革命記憶領域，所要行經的大門。天安門前廣達九十英畝的廣場上，矗立著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擺放著毛澤東之不腐遺體的毛澤東紀念堂。廣場兩側座落著身形龐然的人民大會堂和呈現中國革命史的博物館。從天安門往東往西，延伸出北京一部分最繁忙的大街，大街旁座落著政府機關和大飯店，岔離這些大街，即進入迷宮般的小街巷，迎來喧鬧的店鋪和小餐館。若拿今日美國來做個粗略的類比，不妨在腦海裡把紐約時代廣場擴大為十個街區長、四個街區寬，白宮位在該廣場北端，林肯紀念堂位在南端。

我們如今所看到的天安門，始建於一四二○年代，當時的明朝皇帝（明朝國祚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把都城從長江邊的南京遷到北京。明朝皇帝所下令建造的北京城，由兩個部分組成。在內的部分，由皇帝和其諸多后妃、小孩的寢宮和接見大殿構成——即今日所謂的紫禁城——位於一圈高約六．六公尺、厚約九公尺、長約八百公尺的城牆裡。這個位在內部的宮殿建築群又被另一個宮殿、廟宇建築群——「皇城」——完全圍住，與皇帝親緣關係較遠的皇親住在這裡，許多政府衙門也設在這裡。「皇城」占地將近五平方公里，被一道高約五．四公尺、長約十公里的城牆圍住。「皇城」外是官員和其家眷、北京店鋪老闆和城民的居住所在。這整個區域，占地將近三十一平方公里，又受一組城牆保護，牆的基部厚約十八．六公尺，高約十二．三公尺，周長約十八公里，體量巨大，而且建造精美。

天安門是進入「皇城」的主要入口，位在南北中軸線上，此中軸線往北穿過太廟和社稷壇之間的空間，抵達守衛紫禁城的午門，往南延伸到外圍的防禦線。根據參與北京城規劃的一名學者，從宇宙論和風水學角度向明朝皇帝提出的說明，皇城和紫禁城結構是人體的小宇宙。紫禁城代表臟腑，外圍防禦牆上的點代表頭、肩、手、腳。在這個布局裡，天安門代表包住心臟的保護性組織，通往該門的大街則構成肺。

明清皇帝——既受這個象徵性構想指導，也受實際治理準則影響，讓天安門在皇朝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皇帝在其紫禁城接見廳發布的諭旨，擺在精緻的雲盤上，在黃傘蓋保護下，由官員捧著出午門，經位於廟、壇之間的長長大道，送到天安門城樓上的宣詔台。在那裡，相關的朝臣跪在流過天安門南側五道漢白玉橋的小溪邊，聽宣詔官宣讀諭旨。然後，諭旨吊在彩繩上，往下放到接旨官員手裡，供他們拿去謄錄多份，分送全國。

明清時期，沒有今日所見那個空曠的天安門廣場。反倒，位在天安門和南邊住宅、防禦牆之間的空間，係一個被城牆圍住的T字形院落。T字的三端各有三重拱門，供來到天安門附近者穿過城牆進入該空間。T字院本身占地甚廣，T字頂端那一橫，從東至西，長約三百七十五公尺，寬約一百七十二公尺。T字那一豎，則將近八百公尺長，九十九公尺寬。此院落兩側的空間，整齊排列著六部衙門、軍事機關和其他政府機關。因此，那時沒有今日這條位於天安門前東西向的長安街，即一九八九年六月鎮壓天安門示威人民時坦克所駛過的大街。反倒，通往此開闊院子的兩個城門，當時被稱作左安門、右安門。

天安門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和其在皇朝統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可在其他許多元素上看到：從裝飾皇宮屋頂、用以鎮火的神獸，到矗立在天安門前後，最頂端飾有一隻祥雲神獸的裝飾性巨大石華表，皆然。這些神獸監看皇帝的一舉一動，位於北邊的神獸盯著皇帝在宮中的行為舉止，位於南邊的神獸則盯著皇帝如何對待其子民。據史書記載，最初這些石華表以木頭製成，凡是想把對皇帝的批評刻在木華表的臣民，都可以這麼做，而皇帝則必須好好閱覽。

因此，天安門和其前方的院子，最初是象徵性、禮儀性且供官僚使用的空間。只在國家陷入嚴峻危機時，才成為眾人皆可進出的公共空間。一六四四年陝西農民叛軍領袖李自成拿下北京城時，就迎來這麼一個時候。當時，明廷裡的內奸打開城門迎李自成部隊進紫禁城，明朝末代皇帝見大勢已去，自縊於皇宮北邊的御花園裡。據說——儘管此說聽來不大可能——李自成騎馬到天安門時，朝此門上方的「天」字射出一箭，喊道如果命中，他的王朝就會是堅不可破。他失手（晚至一九三○年代觀光導遊仍會向好奇者指出該箭孔），李自成所欲建立的王朝，同年就遭從東北入關的滿人推翻，滿人隨之建立清朝。不管李自成射箭之事是真是假，可確定的是一六四四年北京城內的激戰使天安門嚴重受損，或許接近全毀。我們今日所看到有五個門洞和精美門樓的天安門，係一六五一年重建成。

下一批強行闖入紫禁城者——除了一八一三年穿過某個城門進入的少許叛民——係洋人。為了逼清朝皇帝允許其在京常駐使節，一八六○年英法部隊打到北京，露宿於天安門附近，一度考慮將紫禁城整個燒光，以報復清廷殺害他們的一些談判人員。但不久就決定保住此城，隨後轉到北京東北郊，燒掉皇帝的富麗堂皇夏宮圓明園。

清朝皇帝一屈服於洋人要求，外國強權即在天安門東南邊，為其外交人員設立「使館區」，該區東西長約一．六公里，南北寬約八百公尺。一九○○年興起排外反基督教的叛民（「拳民」）時，他們就在此區域圍攻外國人，雙方交火激烈長達七星期；這場圍攻，得到清朝慈禧太后積極鼓勵，直到八國聯軍從天津沿海打到北京，才解圍。天安門南邊的衙門建築群受重創，數個部付之一炬。聯軍進入北京城時，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和親貴大臣倉皇逃往西北。這一次，西方部隊強行通過天安門進入紫禁城，一度以紫禁城為聯軍司令部。天安門前空間成為外國兵馬的集結區。今日天安門廣場東南區，可能就是當時聯軍所首度清除出來，而為了防止再遭圍攻，列強不只蓋了一道牆、挖了一道乾城壕圍住整個使館區，還在其牆外清出一塊可被火力覆蓋的區域，以防遭突襲或滲入。此外，從十二．三公尺高的北京城牆部分區段頂上，清廷可輕易朝下方使館區開火，為此，西方列強要求讓其派人巡邏那些區段，並且如願。

清朝經一連串內亂打擊而一蹶不振，一九一二年終於覆滅，中國成為共和國，卻是個虛弱且動盪的共和國。自一八九○年代後期就反清，冀望建立立憲共和國的孫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當上臨時大總統。他想一如明初定都南京，但立場強硬且政治手腕高明的前清將領袁世凱堅持仍以北京為首都——忠於袁世凱的部隊大多駐紮於北京——結果，袁世凱技高一籌，壓過孫中山的主張。袁世凱手握兵力遠勝孫中山，孫中山不得不同意辭職，改由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看出天安門作為中央權力中心的象徵意義，命令其部隊群集於天安門前，在他就職時在該處大閱兵。

一九一二年初被迫退位的幼皇帝溥儀，獲准和其家人、侍從、太監繼續住在紫禁城北區，清宮大部分珍寶亦留在該處。但從天安門至午門以北頭幾個大院之間的區域收歸國有，成為某些政府機關和博物館所在。天安門前廣場還出現在當時另兩件重大事件裡。其中一件是袁世凱葬禮。袁世凱欲廢總統制稱帝，遭多省都督和政治人物反對，顏面大失，取消帝制，不久後去世於一九一六年。雖然生前身受稱帝未成之辱，死後喪禮卻風光盛大，十足萬眾矚目。另一件大事較為古怪，係忠於滿清的將領張勳欲讓退位的十一歲幼皇帝溥儀重登皇位之事。有數日時間，張勳的部隊占領了天安門廣場和紫禁城，大清龍旗再度飄揚。但張勳遭忠於共和的軍隊擊敗後，溥儀受到更多限制，一九二四年終於被逐出宮。此時，整個紫禁城收歸國有，變成觀光勝地、辦公機關、博物館。天安門廣場則成為真正的公共廣場。

在此時期，北京城出現重大改變，天安門廣場隨之具有不同於以往的象徵意涵。廣場象徵意涵的改變為漸進改變，但此廣場慢慢成為舉辦造勢集會和國家政策辯論的當然地點。原因之一出在此廣場周邊區域漸漸成為政治、教育中心。新設立的司法部位在廣場西側，新國會則在司法部更西邊一點。這個區域大學、學院雲集，帝制結束後，有抱負的中國年輕男女冀望躋身此區域，取得美好將來。北京大學的三大校區——文、理、法三科校區——都位在紫禁城東邊不遠處，走路至天安門廣場甚近。另有十幾所大學群集在此廣場附近，主要位在廣場西邊，包括數所女子學校、學院和名校清華大學。許多學生在清華學好英語，然後赴美留學。

一九一七年，就有學生和城民為了慶祝溥儀復辟失敗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天安門本身披上中華民國國旗。但對此時期中國歷史衝擊最大的集會和示威，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天，十三所大學、學院的三千名學生代表聚集於此廣場，抗議喪權辱國的《凡爾賽條約》。根據該條約，戰勝的協約國把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已和協約國簽訂密約、然後加入協約國陣營的日本。中國人大為憤慨。戰時中國也加入協約國陣營，派了十餘萬華工赴歐，在英法軍的壕溝、碼頭、補給線出力助戰。如今協約國卻斷然拒絕中國人的要求。

始於五月四日的抗議活動，標誌著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從此步入新階段，把天安門廣場視為政治焦點的看法從此牢牢根植於中國人心。因為示威者雖然深信他們的主張出於愛國情操，他們卻遭中國警察和外國使館警衛騷擾，數人遭逮捕；其中一位被捕者傷重不治。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抗議活動，相較於一九八九年的示威，規模差了很遠，但喚起全國人民的良心，在中國學者、科學家、作家、藝術家竭力探索如何另闢蹊徑強化國力，把科學和民主融入其社會、國家治理時，這一天被拿去指稱整個「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與對中國工農之困境的研究，與馬列主義的理論性、組織性論點，離不開關係，從而直接影響了一九二一年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的壯大。

如果說一九一九年代表天安門廣場自此成為完全公共且反政府的場域，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時，它則真正成為不折不扣的群眾示威地，並且真的接受了火的洗禮。這兩年是民國史上的慘澹年分。北洋政府腐敗無能，受一連串窮兵黷武者或軍閥擺布。其他軍閥則割據中國其他區域，有時割據整個省，有時控制分散數地的城市或一大片鄉村。外國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剝削未歇，日本對中國領土——尤其東北——的攻擊越來越肆無忌憚。在南方廣州，孫中山和蔣介石正竭力打造與共黨結盟的新革命政府，希望藉此使他們得以用武力統一中國。英國警察殺害至少四十名參與一大型示威集會的中國人民後，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排外怒火漲到新高峰；北京城民隨之舉行一場大型集會予以聲援，集會地點自然而然選上天安門廣場。這次，聚集群眾涵蓋了多種行業的人，在組織和宣傳上使用了會成為一九八九年北京抗議活動之重要一部分的許多器具。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至少十萬中國人聚集於天安門前，其中不只有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有木匠、鞋匠、當鋪老闆、鐵匠、理髮師。商會派出代表，教協和農協亦然。天安門前的演講台，布滿當時流行的口號：「廢除不平等條約」、「抵制英貨日貨」、「打倒列強」。在此廣場的其他幾個地方，另有五個講台，供不同行業的群體使用。上書政治標語的紙質橫幅飄揚於樹上——因為此時的天安門廣場仍有公園的氣氛，而非如今日寸草不生的大廣場——另有標語用黑墨水或炭筆塗寫在附近建築牆上。當地的慈善團體供茶，軟性飲料販子提供免費汽水給示威者止渴。由學生擔任的糾察員維持秩序，軍警不干涉。

但隨著那年秋冬示威一場接著一場，當地政府失去耐心。警察著手阻止有組織的示威者來到此廣場。市政府當局在此增植樹木、移除鋪砌路面，欲藉此減少公共空間。警察、學生、地區軍閥部隊之間更常起衝突。最後，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如外界所料，當局動用武力鎮壓。至少六千名新加入民眾，其中大多來自學生、工人團體，聚集於天安門廣場，抗議北洋政府軟弱無能，接受日本的新要求。聽過慷慨激昂的演說後，群眾離開廣場，往執政府走去。正規軍士兵未嘗試驅散群眾，就朝群眾開槍，至少五十名示威者喪命，至少兩百人受傷。如此規模屠殺示威者，在中國歷史上是頭一遭，但不會是最後一遭。中國最著名作家魯迅吶喊道，「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死者中有數名他的學生。「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一九二八年後，天安門廣場作為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有一段時間不如以往，因為蔣介石的部隊和其盟友從廣州北伐成功，在該年使中國名義上歸於一統，宣布定都南京，完成了十五年前孫中山就立下的心願。北京這時改名北平，失去其中心角色，隨著政府機關遷到南京，天安門前的學生抗議不如以往驚動視聽，儘管孫中山的肖像仍掛在天安門中央門洞上方。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示威例外，當時，學生和市民聚集於天安門廣場抗議蔣介石繼續姑息日本。北京警察想藉由封住進入廣場的門阻止此次示威未能如願，轉而對學生動粗，在接近攝氏零度的天氣裡朝他們噴水柱，欲藉此澆熄他們的抗議熱情。「一二．九運動」的影響，雖然比不上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或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示威，卻成為全國人民心目中有力的抗日象徵。

一九三八年日本全面侵華，導致蔣介石軍隊後撤到內陸深處的四川省，一所新的流亡大學也在該地創立，北京隨之失去許多學生。這時已由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在陝西建立根據地，吸引許多激進學生前去投奔。日本人以彩燈裝飾天安門廣場和天安門，在那裡舉辦多種親日集會，校閱日本傀儡政權的部隊。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關閉使館區，改作他用。一九四五年，隨著日本戰敗、學生從西南部回京，天安門廣場再度成為集會的主要地點。這些集會往往反蔣，並由激進人士領導，因為國共兩黨為了爭奪江山，內戰打得難捨難分。

毛澤東和共產黨把天安門廣場重新打造為既是公共空間，也是官方空間。隨著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共黨確定打贏內戰，毛澤東在北平召開一連串會議，商討國家的未來走向，但所有人都很清楚他打算讓全國聽命於共黨。為凸顯這一點，天安門的正面掛上兩幅巨大照片，隔著廣場相望，一個是毛澤東的照片，一個是他的頭號大將朱德的照片。朱德打造出紅軍，在多年游擊戰期間，他是最出色的領導人。九月三十日，毛澤東帶領參加政治籌畫會議的代表離開會場，來到這座被牆圍住的廣場。在天安門南邊八百公尺處，他們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破土，該碑將會聳立於貫穿諸宮門的中軸線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選擇在已改名北京的這座城市裡，天安門上方的平台，向下方歡呼的群眾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