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台灣外交部發出第一張觀光護照，民眾非常興奮雀躍，年輕一代也許不知道，在此之前一般百姓是不能以「觀光」為理由而申請出國的。在那以前，只有三種人可以出國，一是大官，他們「因公務出國開會」，順便旅遊。二是富商，他們的理由是出國「考察商務」。三是學者專家，他們「受邀去講學」。
一般百姓，既沒錢，也說不出理由，便只能在島內旅行。不過，早年大部份的人收入都低，也不太覺得有出遠門的需要。
現在不同了，百姓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真是太好了！但「觀光」這事也不是說起身就可以起身的，錢和假期都是問題。
知名作家張曉風，在她第一個可以找出時間飛翔遠方的1981的暑假，她想去哪裡？她想去泰國北部的美斯樂村！為什麼去那裡？是因為山水美麗？還是食物誘人？
都不是，是因為那裡住著約十萬華人，他們多年前翻山越嶺從雲南戰事中逃出來，沒想到從此竟成為沒有身份的境外遺孤。
他們的主要寄居的山村叫美斯樂村，他們缺少醫藥、缺少食物，當然也缺金錢和安全感。泰國政府視他們為呼之即來的傭兵，有亂時可以出力。他們則努力在一切屈辱之餘辦小學、辦中學、升國旗，維持華人的教育體制和尊嚴。
對於這些遠方的手足，張曉風有著深深的關懷，前後曾數度前往，甚至和丈夫一起組成醫療隊伍，作雪中送炭之行。當時（《心繫》第一版出書時）她四十一歲，如今她八十二歲，剛好翻了一倍的人生，她把舊作修飾整理，更多了一倍的勁道。
本書記述了當地的人、事、物和故事，濃郁的情感溢於字裡行間，讀之令人落淚──好玩處，笑到流淚，傷心處，痛到落淚，而她一貫的詩意之筆令人不得不為之動容。

作者

張曉風

著名散文家，筆名曉風、桑科、可叵。

祖籍中國江蘇銅山，生於浙江金華。八歲時因戰事遷台，成長於台北市、屏東市。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任教於東吳大學、香港浸會學院、國立陽明大學（今陽明交大）。作品以散文著稱，兼及劇本、新詩、小說與雜文。散文多次收錄於兩岸三地的國中小學及大學教科書。

張曉風的散文富於詩意，戲劇作品亦呈現詩劇的特質，文學評論家馬森曾指出她的基督信仰使其劇作充滿「寬容的恕道」。一九七○年代，與林治平、黃以功等共組「基督教藝術團契」，曾創作《武陵人》、《和氏璧》、《第三害》等劇本，後集結成《曉風戲劇集》。

曾獲：吳三連文學獎、中山文藝散文獎、國家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並曾當選一九七六年十大傑出女青年。著作有：《地毯的那一端》、《安全感》、《黑紗》、《詩詩、晴晴與我》、《動物園中的祈禱室》、《步下紅毯之後》、《再生緣》、《給你》、《我在》、《玉想》、《送你一個字》、《花樹下，我還可以再站一會兒》、《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星星都已經到齊了》、《麝過春山草自香》等，另有童書《祖母的寶盒》、《看戲》，評述和小說、詩作等，並三度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及《問題小說》、《小說教室》等。

目錄

誰是難民？明天—— 二Ｏ二三新版序
自序——  一九八三《百科文化》版序

未了
永夜
一句話
行行重行行
英雄行
大路的盡頭之外—— 記美斯樂村榮民之家
夜診
榮花女—— 阿芙蓉花的神話
從「醫生的老師」到「醫生的徒弟」—— 泰北侍醫記
糗事二三
妙嚮導

感謝
讓我再多說幾句話

序／導讀

【代序】

誰是難民？明天

1

「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坐籮筐──」
我站在路旁大哭，聽來慘絕人寰。
當時等待一起出發的有好多家的人，每家小孩都已乖乖坐進了籮筐，只有我一個抵死不肯。
媽媽慌了，全隊人馬（都是軍眷）正等着出發，偏我一個小鬼不妥協。

2

這裏要停下來解釋一下，甚麼叫「籮筐」。曾經，很多年來──也許是一二千年了──那是華人的「貨運工具」。其形制是一根扁擔，其長，大約合一人身高，兩頭各掛一個吊了繩子的籮筐。一個普通男人，讓他拎三十公斤的行李可能有點吃力。但如果把東西分別放在前後兩個籮筐裏，其中各放二十公斤，湊成四十公斤，卻還可以勝任──就算走長路也可以。肩膀是個好部位，善於承當。
這種鏡頭在我一九七Ｏ到八Ｏ年代赴港旅遊時依然常常見到。扁擔相同，但設計上籮筐換成了大孔網籃（每孔約九公分×九公分），網籃用粗繩編織，又輕又牢，撐開來極寬廣（大約是三尺×四尺半），不裝物的時候，握成一團竟不及排球大。當時的「表叔」們（香港人如此稱呼大陸人）離港返鄉的時候，幾乎「人人肩上皆一根扁擔，挑着前後兩網籃」，袋中之物滿到要「嗤」出來，真是奇觀。(嗤，ㄔ，姑且借用此字，其語音是ㄘ，指的是穿越界線，例如：「你澆水要小心，你水管的水嗤到我了。」但ㄘ好像沒字，只好順手借用。)
古來一扁擔加二竹筐，多半都是為運貨（如穀子）。但「表叔」負重挑擔卻是因為當時大陸民生工業不發達，「表叔」借探親之便辦貨，圖個轉手之利。
而我當年（大約是民國三十二年）大哭峻拒，是因為大人想把我們小孩當「貨品」，放在籮筐裏。雇挑夫挑着，一路便可以快點逃難到另外一個城市去，小孩自己是走不快的。
挑夫既挑前後兩擔，挑法有四種，一是前筐一小孩，加上後筐一小孩。二是前筐放家當，後方也放家當。三是前筐一小孩，加上後筐一堆家當。四是反過來。用扁擔挑人難免搧乎搧乎，我覺得既不舒服又沒有安全感，太恐怖了，便大哭不從。

3

媽媽沒辦法（我害得別家人也不能順利出發），只好投降，為我叫了「滑竿」。滑竿的形制是用兩根長竹竿，一左一右，中間綁一隻竹椅子。抬滑竿需兩個挑夫，前面的人把兩竿各放左右肩，後面的人也一樣。
「一人扛前後兩筐」相對於「前後兩人合扛着一人」，價錢當然差很多，但因我哭得肝腸寸斷，母親也就隨了我。她心軟，想到這個才一歲半的小孩，只因日本人打來了，就得一站站逃難，自古以來，如此苦命的小孩也不多見──這一次，就讓她坐上像花轎似的比較平穩的滑竿吧！

4

我的「幼年逃難史」當然不是什麼「光榮的往事」，我自己也說不清那一段童年記憶。只記得六歲時，當年已抗戰勝利，我們回到南京。故鄉的人從徐州鄉下到南京來看望我們，父親指着我說：
「別看她小，整個中國她跑了半個了！從前的人，一輩子也休想走過那麼長的路。」
我當時聽着，彷彿也覺得很光榮似的。長大了才發現，這哪算什麼「幼年不平凡的盛事」，根本就是大人一路打敗仗，婦女小孩一路跟着逃命罷了。說得簡單直白一點，我從小就是個「逃難大王」。
在我為「籮筐」和「滑竿」大哭大鬧的時候，其實，有個小女孩沒哭，卻悄悄死了。她是我日後的親戚，她似乎還沒有名字，她和我同年，當時她是活活餓死的，在我所不知道的另一段逃難途中。她死了二十一年以後，我嫁了她的哥哥，對，她是我從未謀面的小姑。我忽然了悟，在逃難之際沒死掉的，不管吃了多大的苦，大概都算命好吧？

5

我生平，在八歲之前，有兩次大逃難。另一次是民國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路徑是從南京、柳州、廣州到台灣。這一次不是「跑日本人」而是「跑中國人」。好在那是八歲以前的事，而我又並非什麼「小天才」，所以糊里糊塗，完全不懂得自己的童年到底耗損掉了些什麼？坐在火車裏，傻傻地，只覺得沿途山上的繽紛的杜鵑花真美，廣西的火車站上的叫賣的煲仔飯真好吃。一切事有母親頂着，我的責任只是做一個「乖乖讀書的小孩」。

6

然後，生命循着父母喜歡的路線走下去。讀書、就業、結婚、生子、買房子……。
但我卻不斷聽到遠方的聲音。
譬如說，一九五Ｏ年到一九五三年有南韓、北韓之戰。一九五八年，金門、廈門有八二三之戰。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有南越、北越之戰……。
其中，金門的八二三之戰，當時的報紙報導得並不夠詳盡，所以沒太注意，多年後才知其慘烈的程度。而韓戰、越戰似乎反讓台灣獲利，因為有美軍參戰。奇怪的是美國兵一邊參戰一邊決不忘休假，而他們經常選擇的渡假勝地是台灣，台灣於是高高興興發了一筆戰爭財（其中當然也包括色情業）。連軍需品也讓我們發了財，例如速食麵事業崛起……。南越敗給北越之後，又生出一件怪事，跟北越同一陣線很「哥兒們」的中共又跟北越自己人打了起來。我認識一位中國詩人，他在越南邊界上匍伏前進之際，越南人瞄準他，一槍打來，正當此時，有位衛士部下立刻衝過來跳臥到他背上，當然也就死在他背上，他把那弟兄馱了回來，自己滿身是熱熱的血，那位為他擋子彈的弟兄的血……。
我聽他的故事，不覺淚下，人類到底在幹些什麼呀？
我另外認識一位女詩人，她是來自越南的僑生，在台大讀書，當她乍知南越戰敗的消息，家人生死難卜，心中煎熬不已，不料第二天起來，發現一夜之間，頭髮竟全白了。
越戰後，有些南越逃亡的難民（其中不少是華人），集成了「難民流」，然後又成了「難民營」，散住在泰國南北各城。他們忽然變成「慈善界的寵兒」，因他們家破人亡，令人深深同情，有錢沒錢的人都樂於救他們一把。
我有個很講義氣的朋友，？？到泰國去「服務」，服什麼務？他說了個故事，他說，「難民營裏有對情侶想結婚，他們是潮州人，潮州人結婚一定要準備一個豬頭，但難民是不准出營的。而我們每天進出是有汽車的，我就去買了個豬頭，偷偷藏在後車箱帶了進去，管理難民營的老外哪懂這個豬頭的必要性？這對情侶看到我為他們偷渡進來的豬頭，高興得眼淚都掉下來，我的行為算非法，如果有人去告，我就完了，但大家都很有默契，不讓管理員知道。人家問我，去難民營做什麼？我就做這類事……。」
然後，不斷有台灣朋友去巡走那一帶。回來都說，難民營的情形其實還算好，他們將來自會給送去世界其他地方安頓。或去美洲，或去澳洲……，都算「好下場」。但真正值得悲憫的是泰國北邊山區還有好些「難民村」，「村」不等於「營」，村是天長日久無法遷移的，他們的日子才叫不好過。
於是，我想，讓我去走一趟吧，那個難民村，在泰北山區，從民國三十八、三十九年到民國六十九年，有三十年了，我去看看他們吧！那地方，其實也算我噩夢中的地方（說噩夢，其實因為母親當時事事瞞著我這八歲的小孩，所以我是沒有噩夢的。反而，事後多年知道真相，才嚇出遲來的「噩夢」）。

7

為什麼說噩夢呢？因為一九四九年我和母親和四位姐妹，六人一起抵台的時候，爸爸尚在大陸戰場，「怯逃」，對一位軍人而言是可恥的罪惡。他忠心耿耿隨著部隊，最後一路退到雲南昆明。他當時乘坐的是飛機，但那時代的飛機無法直飛台灣，需要中途停下來加油。那天黃昏時，駕駛在昆明把油加滿，準備翌晨一早飛台北。沒想到，半夜三更雲南省長盧漢「叛變」（對方用的動詞是「反正」或「起義」），父親一早在招待所起床，天地變色，對軍不費一兵一卒，已取得雲南。
好在雲南山多，父親決定自己隻身翻山越嶺，經越南，蹭回台灣，費時一年。那一年，我想的是升學，完全不知道自己很可能隨時會成為「沒爸爸的小孩」。
泰北山區那些同胞，其實應該也是當年翻山求生存的父親的「同命人」，我應該去探探他們。而且，應該不止去一次，第一次探路、交朋友，知道對方的需求，然後回台灣找人、找錢、捐些資源，再去第二次、第三次……。換句話說，第二次以後就應該不要空着手去。我和丈夫又怕把孩子留台灣他們會寂寞，便四人一起出發。不是去暑期渡假，而是去探望跟我們同文同種卻滯留在遠方的兄弟。
這種遠行，身體既疲倦（到山區的車和路都不好，舒服不敢求，別出事就萬幸），食宿也簡陋。及至看到身高不及槍桿的小男孩也要上戰場打北邊來侵的亂軍，更不免心酸。但那些仗也非打不可，因為地形上那些亂軍必須要先驅除掉這些「寄居人」，才能直搗曼谷奪權。我們的泰北國軍不願「被驅除」，也只好兵戎相見。何況泰政府算我們的「恩人」（其實他們懶得照顧我們），「恩人」有難，當然要幫他打亂軍。
泰國人起先當然並不喜歡這些翻山越嶺而來的大批華人久住不走，及至發現這些人可以拿來作「免費傭兵」，替他們打仗，而且是認真賣命地打，好讓泰國人維持住他們自己的體制，覺得也不錯。想通了，便終於也肯包容下這些難民的「暫時性長期居留」了。最近，台北的「忠烈祠」也為在泰北戰爭中喪命的孤魂移靈，給了他們烈士的牌位。
到了美斯樂村寨，認識了雷雨田將軍。他看我們帶着孩子，很感動，他說他從未看過來自台灣的小孩。雷將軍其實不姓雷，姓張（他已去世，這機密也可以講了），我深為這位同宗自豪。記得我在二ＯＯ五年罹癌開刀，之後休息了兩年，心裏最想去再見一面的人就是身在泰北美斯樂村寨的雷將軍了。於是，我真的拄着兩根拐杖又去了，我知道那會是最後一次見他的面了，事情也果然如此。但我總算完成了一樁心願──那個從小在路旁哭着不肯坐進籮筐逃難的「自私小難民」，總算能為住在雲嵐霧嶺之上的難民村寨盡一把小小力氣。而且，也算是穿越時空，去照顧了當年時時在山溪中靠水力漂浮前進，以節省逃亡力氣的四十六歲的父親吧！

8

看過八年前（二Ｏ一五）敘利亞偷渡的三歲小男孩，穿着光鮮的童衣，蹶着個小屁股趴在沙灘上的遺容，很令人心碎。那鏡頭，其實不是很像在沙灘上作日光浴而睡着的生活照片嗎？
今年春天，在希臘附近沉海的難民船事件也讓人扼腕頓足，是因為搭乘的難民太多使船超載嗎？希臘當局起先還拒絕打撈呢！不管撈上死的或活的，都是個麻煩。既是麻煩，當然還是少惹為妙。但誰都可能變成難民啊！明天，或後天。
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處處見難民，難民是政客文爭武鬬之餘的副產品。曾經身為「資深難民」的我，能拿出生命中的一小段時間為泰北難民村的同胞做點小事，其實是值得雀躍興奮的。《心繫》這本書，是老書新出，如今我八十二歲，回顧往事，歷歷仍如昨，乃為讀者細述如上。

——二Ｏ二三・八・十三


＊＊＊

【自序】

一九八三《百科文化》版序

做小女孩的時候，有一個夢，我一直沒有忘記：
夢很簡單，我穿一件純白的衣裙，躺在柔軟翠綠的山坡上，夢裏只有陽 光、薰風，此外竟無人物情節，大概當時實在太小，小到連夢境也渾無一事。
所以一直記得那夢，是因為想畫下那夢，卻又一直畫不來，只好下決心記住它。當然記着記着，也就淡然了。
長大以後，連白日也作起夢來，夢希臘神話裏的奧林帕斯山，夢歐洲的 阿爾卑斯山，夢夕陽下的萊茵河，夢非洲的大角羚羊，當然也夢愛情。
乍然想到還有一處叫玄武湖、雞鳴寺、中山陵的地方宜於入夢宜於刻骨，已經是二十五歲的人了。
有一天，在荷蘭，站在高高的叫做「歐洲旗杆」的塔台上，臨虛而立，大風把細塔吹得搖搖晃晃。膽小的有懼高症的同伴只顧驚叫去了，我不懼高， 但站久了，卻覺陣陣心寒，只因忽然悟出，這塔，原是為觀光客建的啊！這 樣高，這樣不落塵泥，這樣虛空無憑，人生在世，除了觀光客，誰能如此高高在上，如此袖手無事地俯視塵寰呢？
一九八二年夏天，一個落雨的中午，我獨持一根樹枝為杖，從泰北美斯 樂榮民之家的山坡上走下來，走到半途，只見一片冷霧穿樹越谷而去，我停下來，一時愕然。
小女孩時期的夢又回到眼前，是因為這也是一片山坡嗎？ 夢中的我穿着美麗無塵的白衣，而此刻的我卻濺了滿身泥漿，一手執傘，一手扶杖，腳上的球鞋因厚厚的濕泥而沉重難舉，我已不是少年時期夢中的我了！我只是一個走山路的我！
就在那一剎那，我獨立山腰，緩緩褪下我半生從來不曾擁有的那件白衣，告別那碧瑩虛無的夢境，人世裏的山坡既然濕泥沒脛，我就選擇塵土滿面的自己吧！
對異國的山川而言，我只能是過客。對故國的山川而言，我只能偽裝得 淡然不動心。但在泰北綿延的山裏，卻有二十萬與我們同歌同哭的中國手足， 我怎能不從自我中心的夢裏走出來，褪下絕塵的白衣，而與他們同其聲氣。
我從來不是慈善家，和大多數人一樣，自私，一向也是我的劣根性。我所以一再前赴泰北絕不可能是去施捨什麼。
我為何而去？只因情之所鍾，心之所繫啊！當然，我之所以鍾情繫心，
也是因為他們值得啊！
容許我用一整本書，講那悠悠的故事，容許我打起鏗然鼓板，為你述說
那和我們同文同種的中國人。

—— 一九八三 ‧ 五

試閱

行行重行行

                 「沒有藥，啊——沒有關係。」

女孩大約十四、五歲，長的樣子我已經忘了，卻記得她的一句話。
那是八月初，我們的醫療隊在泰北一個山村看病，病人從早到晚走動不 停，我們吃飯的時候，周圍的走廊上也站着病人，使人一面吃，一面很有罪疚感，恨不得自己能不吃不睡才好。
從台灣帶來的藥，有一部份已經用完了，村子裏有個雜貨店兼賣藥，卻供不上我們的需求。
而那女孩剛好是拿不到藥的一個，山村裏看病，和我們在台北不同，病人很可能是走了三個小時山路才到的，沒有藥給他們使我們很不安。
「你下個禮拜再來，那時候牙醫來看病，順便會帶第二批的藥來，今天沒有藥了。」
說那樣的話，使我的心很疼，在台北，藥像米、麵一樣，大家簡直是濫吃，而這小女孩，翻山越嶺而來，只因來遲了，竟沒有一顆藥。
「沒有藥了？」她詫異中有平靜，「啊──沒有關係。」
說完，她匆匆走了，像是不敢耽擱下一個病人的樣子。她那副恭謹莊矜、不想麻煩別人的表情，使我疼惜到了暗自憤怒起來。
我跑到迴廊上，只見人如潮湧，我心中衝動，只想大聲叫出來： 「老鄉親啊！在西方，那塊幸福的土地上，曾經有人說，人有免於飢餓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對你們而言，願你們有『免於無醫療的自由』吧！求求你們不要用那樣感謝的眼光看着我們吧！要知道這根本就是你們的權利啊！你們的身體本來就該有人來照顧的啊！」
如果那天那女孩用抱怨的口吻說：
「哼！怎麼偏偏好輪到我就沒有藥了？」
或者：
「什麼？我從上個禮拜就來親戚家借住，今天早起又走了三個鐘頭的路，居然沒有藥？」
如果她生氣，如果她怨嘆，我都會一邊向她解釋一邊覺得好過一點，可是，為什麼她偏用那麼卑微細小的聲音說：
「啊──沒有關係。」

               「有哩──」

在泰北行醫，問病是相當大的困難，文明世界裏的病人每每可以把自己的病形容得生動活潑、鉅細靡遺，山裏的難民卻辦不到。
「大娘，」掛號部的工作人員，打起雲南腔問話，「你哪裏不好過？」
「不好過啊！」大娘慢悠悠地應了一句，她很老了，一副一輩子劬勞的樣子，但和我們說話的時候卻是無限信任如見神醫。
「哪裏不好過？」掛號處急了，不知該把她分給哪一位醫生，「頭痛不痛？」
「有哩──」(這兩個字他們說得很慢，都讀作第一聲。)
「胃痛嗎？」
「有哩──」
「關節痛？」
「有哩──」
「心痛？」
「有哩──」
「手膀痛？」
「有哩──」
不敢再問下去了，總之，她全身都痛，她如此高年，如此勞苦又如此營養不良，全身都難過倒也不是不可解的。
我獨自跑開去看山色，不遠的地方有大河日夜繞流，是什麼使我悲痛？
是眼前這麼無處不痛的老婦人，還是那位讓我無端想起的、另一個全身無處不病的叫做「中國」的老母親？

                 「不是她丈夫──是全村」

團裏的化驗師把結果公佈，那女人的病是瘧疾。我看他簡直有點興奮，竟對着顯微鏡大叫：「快來看啊，台灣看不到這種東西！」
大夫緊張兮兮地透過翻譯問那女病人：
「她家裏還有什麼人？」
「有丈夫。」
「去把她丈夫也叫來──」
「她生病，為什麼叫她丈夫來？」翻譯問。
「通常一個人有這種病，一家人都會有的，叫她丈夫也來看病，否則她病好了，她丈夫還病着，治了等於白治，她丈夫是不是也跟她一樣發冷發熱、臉色黃黃的？」
「是啊！是啊！」旁觀的人熱心地插起嘴來，「不過不是她丈夫──是全村，他們那個村子的人全都發冷發熱，又黃又瘦。」
我們一時全噤住了！
在某個小山頭，有一村的人，全都是瘧疾病人。
我們或許可以到那個村子去出診，一一發給他們奎寧丸，但是，那有什麼用呢？除非我們先消滅他們的瘧蚊，而要消滅瘧蚊，除非整理整個環境……。
「我起先只懷疑她丈夫──我沒有想到全村……。」
大夫喃喃說着，一副被擊中什麼而要崩潰的樣子。
醫生所能作的，是多麼少的一部份，我們每想起那個不知名的村子，大家心裏總有一陣抽痛。

                  獨臂人

車從山路下來，顛得人七葷八素，車到半途，終於不去理會尊嚴，大聲叫停。
停下來以後，我和何大夫跑到路邊去大吐，吐完了，用土掩好，繼續上路。
終於到了巴山，一個類似三叉路的地方，我跳下車來去買冰汽水喝，自己覺得自己只剩三分像人了。
正在這時候，迎面走來一個男子，他顯然已經站在那裏等了很久。
「姐姐，」他叫了我一聲，「你們就是從台北來，過兩天要上老象堂去看病的人嗎？」
我當時被那樣親切的聲音一驚，整個人醒了過來。
在台北也常被人叫姐姐，但習慣上叫的人只叫「張姐姐」，叫開了連老一輩的朋友如王藍也這樣叫我。
但忽然在荒山野嶺的小驛站上被陌生人那樣親切地叫一聲姐姐，心裏的感覺竟是驚動。其實，「姐姐」一稱在這個地區很流行，不一定指比自己年
齡大的女子，只是一種尊稱，我曾聽一個女病人叫何大夫姐姐，請她為自己裝樂普，當時也聽得耳熱心酸。
「你怎麼知道是我們？」
「我昨天就來等了，我想你們車子一定從這裏過，你們要多少被子、褥子？要不要我們替你們準備伙食，伙食要多少錢一天的？」他一一細問。
「我們有二十四個人，伙食要麻煩你們，七百銖一天(約台幣一千二百元)，好嗎？」
這一帶窮鄉僻壤，根本沒飯店旅館，我們一路總是睡民房，委託別人辦食，當然，偶然也會接受招待。
「好，那我就去準備了。」
喝完汽水我們上車──我這才敢好好看他一眼，他是個獨臂人，一隻袖子空盪盪的，袖口塞在腰帶裏，剛剛我不敢注視他，怕傷了他的自尊。
以後熟了，才知道斷臂的由來。
小時他曾經胳臂受傷，有人教他們一個土方，把活雞連毛帶血斬成醬，趁熱敷上包好，一個禮拜取下，不料患部卻格外紅腫潰爛，病毒侵入骨中，醫生要他鋸斷手臂……。
誰來幫助遠方的同胞有「免於無知的自由」呢？

                   苗孩的酷刑

那天早上我們到苗人村去採血液，想知道瘧疾散佈的情形。
在路上，我們碰到那苗人小孩。他差不多八、九歲，是個清秀的小男孩，眼光卻是呆滯畏葸的。
走近了，馬教士上去和大人打招呼，小孩低頭垂眉，一言不發。
「他兩隻腳全燙爛了，你看！」
「怎麼啦？」大家雖然只看到一小角，卻也大驚失色。
「他其實本來只是打擺子(即瘧疾)，他們苗人有個土法子，聽說是把一大鍋水燒得滾滾的，然後再燒紅烙鐵，並且把鐵往水裏一丟，就會冒起一 陣很熱的蒸氣，把小孩拿棉被包了，薰這蒸氣，擺子就會好。」
可是這孩子被太強的蒸氣所傷，下半身的皮全爛了，上身和手也燙傷了好幾塊，他整個的皮膚變成難看而難受的紅疤。
小孩忍耐着由我們看他的疤，並且那位帶着他的大人(似乎是他叔叔) 答應下午來讓大夫為他還未結疤的傷口擦藥。
擦上消毒藥，發現我們所能做的也就這麼多了，如果真要治的話需要一流的醫院，在隔離無菌的地方慢慢進行整形手術，不是我們這種奔波千里的醫療隊所能做的。
本來幾顆奎寧就可以解決的事，如今那孩子卻失去了全身一半的表皮。 如果他有幸適時碰到一位醫生……。不能想下去了，一年有多少苗人死於這 種治療，有多少小孩傷於這種治療，在文明的觸角伸不到的地方，活着，是一件艱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