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庚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博士，自1977年起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至2013年退休，現為同系名譽教授。除本書外，著有《南宋的農村經濟》、《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下冊、《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中國社會史》、《宋代科舉社會》，以及《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另有未收於上述各書之論文若干篇，以宋史研究為中心，而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史等論題。

目錄

序

第一編　南宋初期朝野對王安石及其推行新法的評論

第一講　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
第二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上）：從崇元祐到斥伊洛
第三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中）：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
第四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下）：王安石聲望的復降
第一編參考書目

第二編　南宋中晚期王安石政治聲望的消落

第五講　權臣相繼柄政的影響
第六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一）：程學的社會基礎較王學為寬廣
第七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二）：程學後繼者對王安石改革理想的吸收
第八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三）：程學後繼者對王安石經說的吸收與拒斥
第九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四）：政治事件、從祀制度與科舉考試
第十講　朝野評論中對王安石不同面向的分辨
第二編參考書目

第三編　南宋晚期王安石讖言的盛傳

第十一講　興起與盛傳（上）：國運讖言中的「丙午、丁未」之說
第十二講　興起與盛傳（下）：端平以後詩中的天津橋與杜鵑啼
第十三講　傳向社會基層：話本〈拗相公〉與《宣和遺事》的共同主題與意義─兼論王六大夫所講的《復華篇》
第十四講　〈拗相公〉創作年代的再思考
第十五講　《宣和遺事》創作年代的再思考
第三編參考書目

序／導讀

序

本書可以視為《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一書，有關「王安石與新法對南宋歷史的影響」討論的一部分，由於內容較多，因而另成一書。我已自臺大歷史系退休十年，由於身體健康關係，以及想要專心整理自己過去的研究與教學成果，未再擔任系裡的兼任教師也已有五年，全書內容未曾於課堂上講授。儘管如此，由於本書與「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程關係密切，且寫作的動機，又出自補充《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一書內容的不足，所以仍以教材的形式寫成。全書共有三編十五講，各編並附參考書目。講授與「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此一課題相關課程的教師，不妨以本書的內容為講授時的補充教材；若有教師有興趣，或覺得有需要，也可以開一門與本書主題相關的講授課或討論課，以本書為參考教材之一來使用。

自民國一○六年六月收到《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書稿的審查意見之後，至今已整整六年。這段期間，先後對《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書稿，參考審查意見做了較多的修改，並寫成本書，而用在寫作本書的時間，占了其間大部分。所以會有編寫本書的想法，是由於一位審查人，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原送審書稿之末，寫下了「南宋對新法的不同評價」這幾個字，我想他或許是提醒我，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有所論述。這位審查人的提示，促使我開始嘗試去增進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將自己的求知所獲表達出來，提供給別人參考，於是有這本《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書稿的編撰。原本在前年六月，全稿已經大致完成，但既決定另成一書，則須經過審查才能出版，於是又再細讀，覺得書中有待修改之處仍多，於是再次從事修改。一邊修改，一邊繼續發現問題，又得再去搜尋相關論著、史料，思考是否應該調整內容或組織結構，這樣又用了一年的時間，才寫成此一書稿。

本書的內容，從各講題目即可得知，不僅涉及當初我開設「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程時的政治法制史和社會經濟史兩大範疇，也涉及學術思想史和文學史。而我自己的研究領域向來在社會經濟史；此外，自從擔任教職之後，出於講授全校共同課程與歷史系基礎課程的需要，對政治史也還不算陌生，而且當研究社會經濟史時，也不能不考慮到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之間的相互影響；至於思想史與文學史，雖然並非全無接觸，但終究認識只是在表淺的層面。

然而自中國傳統學術而言，文、史、哲三門學問本屬一體，分途發展而且走向專業化，是近代以來的事。史學的研究走向專業化，對史學本身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見仁見智，可是採取合文、史、哲而為一的研究方式，終究也可以是研究途徑之一。當前已有許多中文系出身的學者，使用這一種方式來研究文學史與學術思想史，他們的研究成果，就出身歷史學的研究者看來，儘管不能說完全沒有可以斟酌之處，卻也未嘗沒有提供參考的價值。歷史學者其實也不必畫地自限，不妨踏出自己專業化的研究方式，嘗試走向一個更為寬廣的路途。本書雖然廣泛地牽涉到政治史、學術思想史與文學史，但主體畢竟還是在處理一個政治史的問題，即使對於文學史與學術思想史，在討論時所採用的方法，主要也仍是歷史考證，以考證所得的結果為敘事的基礎。

本書第四講討論到秦檜在紹興二十五年（1155），為宋高宗御書〈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撰寫的記文，並以之說明秦檜當時的心態。撰寫此一部分時，曾參考首先注意到這篇記文的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和李卓穎教授，據之以合撰的〈新近面世之秦檜碑記及其在宋代道學史中的意義〉一文。由於與李教授相識，並承他贈送此文，得以拜讀，因此在第四講寫就之後，曾寄給他，並請他轉寄給當時在美國的蔡教授，希望他們兩人能夠提供修改意見。由於說法與他們兩人在上述論文中不盡相同，他們也都坦誠地提出，並詳加說明。我在收到之後，經過比對並思考，接受其中部分意見，據之以修改相關內容，但有想法不同之處，於是寫信向他們說明，仍然保存。無論如何，對於兩位教授的不吝賜教，我深為感謝。正如我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的序文中所講：「我深信在學術上不同觀察角度的並存，可以促進學界進一步的思考，且因之而推動學術的進展」；不同的研究者、撰述者，彼此之間的不同意見，有時只是出自觀察角度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幾種不同的說法，不宜認為此是即彼非，而應該是可以並存以供學界參考的。

用了將近五年的時間，撰寫此書，很多應該要做的事情因之而拖延，身心有時難免感覺到疲憊。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力量，其中之一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並得知許多過去所不知道的相關論著。這些著作，不僅有助於先前《北宋的改革與變法》一書的修改，也充實了本書的內容。

另一股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力量，是內子梅玲的寬容。她雖然一直擔心我這樣工作，會影響到我的身體健康，認為退休之後就應該把工作放下，過閒暇悠遊的生活，沒有必要如此地辛勞；也常抱怨我為了撰述的參考，把書籍堆得到處都是，妨礙了家人的行動，但是她從未真正阻擋我的寫作。或許她也知道，把心裡想的事寫出來，是我的精神寄託之所在，如果不做這件事，生活便會變得毫無聊賴；可是她的擔心和抱怨，也一樣要說出來讓我知道，這樣我才會在工作上為了自己的健康和家人的生活，而知所節制。她的默許，其實就是另一種支持的表示；而我的日常生活和身體健康，更一直有賴她的照料。由於她的照料，這些年來，我不僅得以結束了攝護腺癌切除手術後的追蹤，巴金森症也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徵象，而能在講求飲食營養與充分休息之餘，全心全力地投入這兩本教材的修改與編寫。

我必須感謝兩位審查人，以及幫我查核書稿中各種問題的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還有自願幫我看稿的張維玲女士。他們都認真而且細心地看完這份書稿，其中有很多由於寫作匆忙而出現的疏忽與錯誤，得以獲得發現。他們仔細地一一提示應該加以更正之處，並且提出了改進的意見。他們的更正和意見，我大部分都已接受，據以修改書稿；有一些意見即使沒有接受，也啟發我再加思考，考量如何改寫，才能更清楚地表達我的原意，讓讀者能夠比較具體地掌握。本書的完成，充分受益於他們幾位所付出的心力，自不待言。

我也必須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總編輯湯世鑄先生，和本書的責任編輯游紫玲小姐，他們允許我花這麼長的時間來完成本書，即使我一再地表示在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卻又一再地拖延。湯先生是我教過的學生，游小姐雖未曾教過，卻也是我的學生輩，他們了解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深信以我一向的工作態度，必定會將書稿完成，才會如此耐心地等待。儘管如此，對他們兩人，我的心中始終深感歉意。

最後我要說的，仍然和以前一樣。學海無涯，個人所知、才識均有限，更何況我缺乏宋代學術思想史和宋元明文學史的根底，編撰本書其實是邊學邊寫，書中疏漏錯誤之處必多，有待讀者指正。

試閱

第一講　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摘錄）

經歷了從紹聖到宣和以「紹述」為名的一連串事件，接著而來的是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於這一場國家的巨大變故，人們從政治上追究責任，首先就是歸咎於蔡京所倡言的「豐亨豫大」、「惟王不會」，認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導宋徽宗奢侈揮霍，既浪費了國家的財富，也橫歛於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進一步則將橫歛於民的責任上溯紹聖以來所標榜的「紹述」，進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別是與理財有關的幾項新法。

由於不滿於蔡京助長國家財富的揮霍，所以從北宋末年以來，對於「豐亨豫大」、「惟王不會」的解釋也就有了改變。這樣的改變，首先見於「惟王不會」一詞。自宋徽宗崇寧至政和年間蔡京依據經籍，先後提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慫恿徽宗過奢侈揮霍的生活。「豐亨」、「豫大」均出自《易》，蔡京選擇性地據經文及漢、唐注疏，將「豐亨豫大」曲解為聖人順其性而動，則其志大行，志行之後，作樂崇德，以殷盛之禮，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並將此詞獻於徽宗，為之找到了以禮樂祭祀為名來揮霍國家豐盛財物的依據。「惟王不會」則出自《周禮》，蔡京據書中諸如「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等句，簡化為「惟王不會」，在徽宗揮霍時，未嘗告之以財用不足，同樣是選擇性地引用經文「惟王不會」，曲解為可以不顧國家財政的虛耗而任意揮霍。

針對蔡京的說法，重新來解釋「豐亨豫大」、「惟王不會」兩詞，首先見於楊時對「惟王不會」的解釋。楊時早在崇寧三、四年（1104-1105）年間任荊州教官（江陵府學教授）時，已經對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來解釋《周禮》所講的「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有所辯解：

有司之不能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楊時《龜山集》卷十〈荊州所聞〉）

他顯然是在強調，在冢宰控制之下，王、后仍然會節制自己的開支。這時蔡京應該已經提出了「惟王不會」一詞，來合理化自己的作為，楊時的解釋應該就是針對蔡京而發的。到靖康元年（1126），國家已經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楊時侍讀經筵，在對宋欽宗講解《論語》「道千乘之國」章時，再度重申他在崇寧三、四年間的解釋，只是清楚地表示其用意在於以制度來達到「均節」的目的，既能有禮，又不害人，從而指出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龜山集》卷五〈經筵講義〉）。宋室南渡之後，他在紹興二年（1132）回覆胡安國請教政事先後緩急的信中，認為當今政事，以理財為最先，又再次藉他上述「冢宰得以九式論之」的說法，來說明他在經筵中已經提到過的所謂理財，「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龜山集》卷二十〈答胡康侯．其八〉）。此後，南宋時期對於「惟王不會」一詞的解釋，儘管未必盡同於楊時，但大致上都從節用的觀點來立論。

對於「豐亨豫大」的重新解釋，則首先見於程俱，繼而見之於張綱。程俱在紹興初年任中書舍人兼侍講，他在紹興元年（1131）九月二十日向宋高宗進故事，引述《兩朝寶訓》所載天聖七年（1029）五月宋仁宗的史事加以申論，指出當時可謂「豐亨豫大治安之時」，可是宋仁宗「皇皇然常若有不測之虞，近在旦暮」，如果宋仁宗處於衰亂之時，「則其所以焦憂求治者宜如何也」，顯然是以孔穎達疏中所講的「居存慮亡」來解釋「豐亨豫大」。張綱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以吏部侍郎兼侍講的身分進故事，引述《三朝寶訓》所載宋太宗的史事，申論「財賦有國之大計，當豐亨豫大之時，蓄積為備不可一日闕於天下，〈天官〉九職、〈洪範〉八政，必以農為穀食，貨之首者，以見先王於此未嘗不留意也」，也是以居安思危來解釋「豐亨豫大」。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不能事先有所蓄積，一旦有意外之事，必至於橫取於民，當民力無法承擔，則「商功計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說，而頭會箕歛，天下有不能堪者矣」，並且以漢代的桑弘羊為實例來說明。他所舉桑弘羊「巧算倍征，殄民資澤」的做法之一，是「籠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張綱《華陽集》卷二十三〈進故事〉）。從張綱對商功計利之臣橫歛於民的批評，以及他舉桑弘羊的實例來看，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他實際的用意，是藉此批評從王安石以至蔡京所實施的理財新法，「籠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就如同是對其中市易法的批評。紹興年間以後，對於「豐亨豫大」一詞的解釋，大致也都強調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的意義。

上述從張綱對「豐亨豫大」一詞的重新解釋，引申到他對王安石理財新法的批評，只是推論；實際上早在北宋國運瀕危的靖康年間，把蔡京聚歛於民溯源於王安石新法的議論就已經出現。第一次進攻汴京的金軍在靖康元年三月退兵，到九月攻陷太原府之後，才在十月再南下，在四月到八月這段稍為安定的期間，宋廷發生了對王安石及其政策的爭議。據《靖康要錄》的記載，首先在四月，吳敏建議復立《春秋》於學官，並於當年貢舉用以取士，這僅是就熙豐與紹聖以後停用這一部經書取士而言，並未擴大批評新政；接著有臣僚上言，以王安石執政時「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為新政」開頭，已經涉及新政，但是他也只是認為科舉考試不應取消詩賦，所以國威不張，是由於用人不得其實，建議遵行祖宗成憲；至於王安石解經有不負聖人之旨者，亦許收用，可是禁用老莊、《字說》，這也只是就取士政策而言，並未論及取士政策以外的其他新法。他們兩人的建議，都沒有引起爭論。

到五月，楊時在上疏中（此疏另見於《龜山集》卷一〈上欽宗皇帝．其七〉），擴大了對王安石批評的面向，用詞也顯得強烈。他認為蔡京以紹述宋神宗為名，實際上是挾王安石以圖自身之利，他的蠧國害民、幾危社稷，啟自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這才是蔡京罪之所本；並且把王安石對經典的解釋，和蔡京、王黼、朱勔等人虛竭國家財力、引導君主侈靡的措施連結在一起，認為王安石的學說是塗塞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的邪說，建議追廢王安石的王爵，毀除其配享於孔廟的祀像。其中廢罷王安石配享孔廟的建議獲得接受，不過當時未曾頒布宣告此事的詔書，要到南宋建炎初年才由胡寅奉旨撰寫。詔中對王安石的批評以楊時的奏疏為基礎，歸咎大禍之本在於荊舒之學：「文飾姦說，附會聖經，名師帝王，實慕非、鞅，以聚歛為仁術，以法律為德政；排擯故老，汲引憸人，變亂舊章，戕毀根本；高言大論，詆訾名節，歷事五代者謂之知道，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逮其流弊之極，賢人伏處，天地閉塞，禍亂相踵，率獸食人，三綱五常，寖以湮滅」（胡寅《斐然集》卷十四〈追廢王安石配饗詔〉）。儘管楊時並未明言，但是他的建議顯然含有停止再用《三經新義》來取士之意。

王安石的經說在北宋後期大部分的時間裡，都用於科舉考試與官學教學，宋神宗時代及哲宗紹聖以後更是唯一範本，其他經說皆受排斥。如果停用《三經新義》取士，對為了應舉而研讀此書多年的士人來講，尤其無法忍受，因此引起很大的反彈。首先是太學生為之起鬨，接著朝廷上也發生了爭議。馮澥反對完全禁用《三經新義》取士，而認為應該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支持楊時建議的崔鶠，則應和楊時所提出的蔡京祖述王安石之說，而且擴大其內容，「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傷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其中也包含了理財。和崔鶠同樣反駁馮澥的李光，在其《莊簡集》卷八〈論王氏及元祐之學〉劄子中可以看到較詳細的上疏內容，疏中雖然觸及了蔡京兄弟祖述王安石之說，卻未觸及蔡京的助長君主侈靡、虛竭國家財力。見於《靖康要錄》的記載，則述及宋欽宗降出蓋有御寶的李光奏疏，十分扼要地說明此疏言及王安石置條例司，導致蔡京、蔡卞操繼述之說，掃除祖宗法度，疏後有宋欽宗的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何可變亂舊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詔」，並且詳載翰林學士吳开所寫的詔書。其中講到蔡京「挾紹述之言，為挾持之計，內外騷動，公私匱乏」，又講到「尚慮邪說詖行，習熟見聞，搖動眾心，有害國體」，所謂「公私匱乏」已經觸及蔡京的虛竭國家財力，而「邪說」一詞更出自楊時對王安石學說的指責。宋欽宗在下詔罷除王安石配享之後，又一次清楚地表達了他的態度。然而詔書中所謂的「邪說」，僅是指王安石學說之不當者而言，並非排斥所有王安石對經書的解釋，所以在隨後宋欽宗再頒下的手詔中，又講到「君臣庶士，亦當講孔孟之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

此後仍有官員以不同的方式講蔡京祖述王安石。八月間，晁說之甚至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讀《爾雅》，而不再讀《孟子》。他的言論引起了胡舜陟的批評，認為不應由於今日不盡用王安石之學，而王安石曾自比孟子，使得孟子也得罪。宋欽宗因此頒下聖旨，東宮依舊讀《孟子》。胡舜陟並非站在維護王安石的立場而批評晁說之，約二十天後，他在上疏中將金人的入侵歸咎於王安石開邊，認為這是崇寧以來對外用兵以及宣和末年聯金滅遼的源起，並且連帶論及王安石刻急之法至今為害未除。在宋廷官員爭著將國事巨變歸咎於王安石，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爭議仍未休止之時，金軍又已再度南下。從前述崔鶠的上疏可以了解，當時人們所以會有如楊時一樣強烈而缺乏包容性的態度，與蔡京主政之下長達二十餘年的元祐學術之禁有密切關聯，很明顯是遭到多年無理壓制之後，壓抑於心中的極度不滿終於得以發洩，而出現的反彈。

以宣和、靖康間的國事巨變，歸咎於蔡京的紹述熙寧之政，亦即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僅見於靖康年間朝廷上君臣的討論，也見於靖康、紹興間個人的書信、著作。例如寫於靖康元年的李若水〈上何右丞〉及〈上聶尹書〉，序於同年的羅從彥〈尊堯錄一〉，以及寫於靖康、建炎年間的陳淵〈答廖用中正言〉、〈與李叔易學士〉、〈與十弟〉等，詳略或有不同，但皆有此意。李若水於靖康元年八月以前在朝，八月即出使於金，羅從彥與陳淵，則均是楊時的門人。

經過靖康元年君臣的議論，不僅蔡京的施政，連王安石及其所推行的新法，也被認為應為這時國家陷於危難來負責，這時已經成為許多人的共同意見。接著而來的是汴京陷落，徽、欽二帝北狩，北宋覆亡，宋室南渡，這種因不滿蔡京而連帶不滿王安石的心理更為加深，也因此超越出黨派或學派之外，經過宋高宗朝的逐漸演變，成為南宋時期眾多人共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