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興亡，必有經濟｜

自由市場何以變成恐怖情人？

以為它能許我們財富，

迎來的卻是週期性的市場失靈。

如今主張放寬國際市場干預的是習近平，

捍衛保護主義的成了美國。

邁入經濟發展的新世紀，

正是時候重新認識自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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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學到許多與當前政策辯論相關的知識。無論你是喜愛或討厭自由市場，都可從這本書獲益匪淺。——洛倫斯．H．薩默斯，前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

◎雅各．索爾引人入勝且開創性的研究是一場歷史的壯麗之旅，也是對塑造世界主要經濟思想的精彩探索。——戈登．布朗，前英國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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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由與干預的市場演變

寫成一部引人入勝的歷史故事｜

◆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被錯誤理解，他主張政府的手在市場中扮演重要角色？

◆ 西塞羅鼓吹建立依循道德運作的市場，卻諷刺地在羅馬的權力交易中被出賣？

◆ 史上首次股票上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何能讓民眾相信紙張即代表公司所有權？

◆ 十八世紀的英法經濟學家認為，讓私人公司支付公債以換取壟斷便可解決國債？

距今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美國政府兩度緊急干預市場，自由市場的概念遭遇嚴重考驗。曾獲頒麥克阿瑟「天才獎」的雅各．索爾，深入淺出地梳理出我們如何走到這個當前危機，以及如何通過回顧自由市場思想的千年歷史來找到出路。

與主流的認知相背，早期的市場理論家認為國家在建立和維護自由市場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到了18世紀，思想家們主張在沒有國家干預的情況下實踐自由市場，從而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不斷成長茁壯。

從古羅馬到21世紀、從西塞羅（Cicero）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雅各·索爾追蹤了自由市場的思想演變，主張我們必須回到自由市場思想的起源，才能真正理解它，並制定新的經濟概念來應對當今的挑戰。

名人推薦

seayu．「即食歷史」部落客
江仲淵．「歷史說書人」創辦人
宋彥陞．時空偵探、歷史作家
官德星．臺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胡碩勻．《遺產與贈與的節稅細節》《節稅的布局》作者、信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柯睿信．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主編
劉順仁．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系主任、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
——一致推薦——

信奉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曾許諾給人類一個欣欣向榮的世紀，可理想與現實往往是難以平衡的，早在美國的洛克納時代，政府就曾意識到大型鐵路企業濫用於運輸業的壟斷地位，惡意排除了小企業的市場競爭，藉此哄抬市場的服務價格，從而誕生出了凱因斯主義的《反壟斷法》。一個世紀以後，在人類經歷了美國的羅斯福新政、臺灣的十大建設、中國大陸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以及二○○八年的世界金融海嘯後，更應該認識到傳統自由經濟的缺陷之處。為什麼資本主義會走到這一步？對於信奉新自由主義的臺灣來說，應當如何尋覓出路？本書將為大眾提供解答。
——江仲淵．「歷史說書人」創辦人

大開眼界！原來自由市場從來不是你想的那樣單純美好！？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被誤解了上百年！？什麼是自由市場學說的真正意旨？答案就藏在歷史裡！從古羅馬時代到二十一世紀，本書帶你一次理清自由市場、重商主義思想的起源背景與歷史脈絡，並探討當今人類所遭遇的經濟挑戰與可能解方，無論你是歷史愛好者還是經濟學愛好者，只要你渴望理解自由市場學說的箇中本質，這本書都是你的不二之選！
——柯睿信．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主編

本書對自由市場概念進行了簡明而有見地的探索，作者雅各．索爾追溯了自由市場的歷史根源，從古代文明到現代意義。他一絲不苟的研究和對細節的關注為理解當今的金融體系提供了寶貴的背景。
從我身為會計師及財稅顧問的角度來看，非常欣賞索爾對經濟史上關鍵時刻的深入研究，例如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這些見解揭示了自由市場如何影響經濟哲學、政策和金融市場，這些皆能增強你對經濟思想的理解。
索爾還探討道德和倫理層面，涉及投資選擇的更廣泛的社會影響，促使人們包括我反思金融決策的倫理影響，對金融財稅職業的經濟原則以及財務決策中固有的道德考慮有更深入的瞭解。
希望本書能協助你踏上寶貴的經濟史之旅及對你的職業生涯有所正面影響。
——胡碩勻．《遺產與贈與的節稅細節》《節稅的布局》作者、信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正如凱因斯所斷言，思想最終是最重要的，知識歷史捕捉了社會變革的驅動力。從雅各．索爾引人入勝的自由市場史中，讀者可學到許多與當前政策辯論相關的知識。無論你是喜愛或討厭自由市場，你都可從這本重要的書中獲益匪淺。
——洛倫斯．H．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前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

雅各．索爾引人入勝且開創性的研究是一場歷史的壯麗之旅，也是對塑造世界的主要經濟思想的精彩探索。——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前英國首相

在從古代到當代這趟令人驚歎且欲罷不能的旅程中，雅各．索爾消解了市場和政府的二分法。索爾是大師級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最新著作使我們不可能再以同樣的方式思考國家財富或政治未來。——山繆．莫因（Samuel Moyn），耶魯大學歷史教授

在這本必讀之作中，雅各·索爾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清晰、令人驚訝連連且極具吸引力的自由市場思想史。這本書深入學術且引人入勝，對於我們如今應如何思考自由市場具有重要影響。從各方面來看，它都是一個啟示。
——大衛．A．貝爾（David A. Bell），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

對於經濟學中的核心教義來說，自由市場是觀者眼中的概念，本書提供了細緻入微的歷史……權威性的敘述……激發人們思考……清晰闡述了經濟思想中的重要原則及其各種含義。
——《柯克斯書評》（星級評論）

很有企圖心的歷史著作。——《紐約時報》

大勢所趨且相當博學……內容深刻。——《金融時報》

這本書為狹隘且保守的自由經濟傳統提供了豐富而有價值的解毒劑。——《衛報》

十足優秀且精彩的書。——J.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

如果有人有資格撰寫自由市場思想的歷史，非雅各．索爾莫屬。——《文學評論》

作者

雅各．索爾Jacob Soll

2011年榮獲麥克阿瑟「天才獎」，南加州大學的歷史暨會計學教授。著有《大查帳》及《資訊大師》（The Information Master）。目前定居洛杉磯。

譯者

聞翊均

臺南人，熱愛文字、動物、電影、紙本書籍。現為自由譯者，擅長文學、科普與商業金融翻譯。翻譯過《領導者的試煉》、《黑色優勢》、《價格烽火效應》、《亞馬遜貝佐斯的外星人思維法》等作品。

目錄

目次

引言  自由市場思想的新起源

第一章  西塞羅之夢
第二章  神聖經濟
第三章  中世紀市場機制中的神
第四章  佛羅倫斯的財富與馬基維利的市場
第五章  以國家為手段的英格蘭自由貿易
第六章  荷蘭共和國的自由與財富
第七章  尚－巴提斯特．柯爾貝與國家市場
第八章  太陽王的噩夢與自由市場的美夢
第九章  行星運動與英國自由貿易的新世界
第十章  英國與法國：貿易戰、赤字與尋找天堂的美夢
第十一章  法國的自然崇拜與啟蒙經濟學的發明
第十二章  自由市場與自然
第十三章  亞當斯密與良性自由貿易社會
第十四章  自由市場帝國
第十五章  美德的終結：自由主義與放任自由主義

結語：權威資本主義、民主和自由市場思想
致謝

試閱

序言：自由市場思想的新起源

最令人惱火的發現，往往是那種揭露了思想譜系的發現。
─阿克頓勳爵，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引用於《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約一九四○年

「自由市場」或許是美國人最熟悉的經濟學代名詞了。至少自大蕭條以來，這個詞彙一直都是美國政治論述的標準用語，既用來讚美政策，也用來批評政策。自由市場是一種與諸多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彼此交織的經濟哲學，幾乎已經成了一種羅夏克測驗。在論及對於自由市場的看法時，許多人會出現如同談及其他個人信念時的強烈情緒反應。

與此同時，每個人對自由市場未必都抱持著相同的定義。法國理性主義經濟學家里昂．瓦拉斯（Léon Walras，一八三四至一九一○）提出的著名論述認為，市場的運作處於「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他指的是供給與需求的相互作用創造出一個平衡的、自我調整的經濟系統，能調節價格與利率，製造出穩定的貨品流動，並在沒有政府干預的狀況下創造財富。在特定的脈絡中，自由市場可能代表特定類型的經濟自由或經濟特權：在自由貿易區支付較低關稅的權利，甚或是進行受到允許的壟斷。因此，自由市場變成了低稅收和政府只能對經濟進行有限干涉的同義詞。如今，在多數富裕工業化國家中，人們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社會民主的基本元素，其他基本元素包括公共教育、交通、退休計畫、公共衛生系統、監管機關、國家銀行與思想的自由交流。不過話說回來，市場的自由與否往往是見仁見智的。

現代社會大眾最熟悉的自由市場定義，來自得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密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研究，他將自由市場定義為經濟活動中沒有任何政府活動，或者更廣泛地說，沒有法律去干涉「人們追求幸福」。傅利曼最著名的其中一個觀察評論是：「大多數反對自由市場的論點背後，隱含的是對於自由本身缺乏信念。」自由市場被視為所有經濟成長的通用模式，其支持者認為自由市場在任何時空皆有效。理想上來說，在傅利曼的總體系統中，市場回應著私人供需，由個人、公司和股東的意願與選擇所推動，無需任何政府干預。依據傅利曼的觀點，像這樣解放市場能確保商品有效率地生產與流通，也確保財富的創造並有利創新。

然而，在過去三十年來，事實證明了自由市場並非無庸置疑，而比較像是個謎團。來自政治光譜各方的重要人士開始對正統的自由市場信條抱持批判的態度，至少在政治修辭方面是如此。美國出現了驚人的逆轉，如今共和黨開始支持貿易關稅，而英國保守黨則帶領英國離開了歐盟自由貿易區，並在過程中提高了稅收與社會支出。如今在主張這個世界必須捍衛自由貿易、放寬對國際市場管制的，居然是中國專制共產黨的領導人習近平。現在捍衛保護主義的成了美國，捍衛國際開放市場的卻是中國，事情究竟是如何變成這樣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探究自由市場思想的悠久歷史，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在威權中國的興起，絕非違反傅利曼觀點的唯一例證。就讓我們提出最簡單的事實吧：傅利曼對美國的理想自由市場願景根本從未實現。自一九八○和九○年代以來，美國的中產階級不斷萎縮，同時中國的中產階級興起。雖然有些人可能會批判政府對市場有所干預，但美國的經濟與商業利益確實靠著低利率、聯邦貨幣政策與國家援助而成長：自二○○八年以來，美國政府曾兩度為金融系統和各種企業紓困，方便且刻意地迴避了正統自由市場思想─這套學說顯然不能解釋為什麼美國會出現週期性且毀滅性的市場失靈。

但是，且讓我在此提醒讀者，傅利曼可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他的正統自由市場論述在多數領導企業的董事會中仍是主流，就連那些從美國政府手中賺進大量利潤的公司也不例外─此外還有商學院，甚至是公立的商學院。至今美國商會（USChamber of Commerce）仍奉傅利曼的正統學說為圭臬。因此，美國與其他自由經濟的民主國家往往不會承認，我們和自由市場思想在本質上是恐怖情人般的關係，我們以為自由市場能創造財富與帶來革新，但現實中卻不斷上演各種無止盡的循環：法規鬆綁、債務危機、破產、詐欺與市場崩潰，隨之而來的是政府紓困、日益嚴重的壟斷、財富不均與政治不穩定。於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因為矛盾且自扯後腿的政策而回到原點。我們正步入關鍵新世紀，即將要面對各種經濟挑戰，為此我們必須去理解「自由市場」這個詞彙的意義、它的歷史，它何時能順利運作，以及何時無法。

如果傅利曼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最喜愛的兒子，那麼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就是這個傳統的父親。然而，將亞當斯密視作傅利曼式放鬆管制、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之擁護者，這樣的現代概念並不完全準確。斯密的論述早已被錯誤理解、錯誤引用，脫離了他著述的十八世紀背景脈絡並淪為陳腔濫調，但他的著作仍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讓我們理解如何看待經濟學。在斯密於一七七六年撰寫《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從沒有人把規模這麼大又這麼複雜的經濟體與社會體，視為一個巨大的、自我調節的財富創造系統。不過，斯密也認為政府與其機構在市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看來，讓市場以絕佳狀態運作的狀況，就是品德高尚的斯多噶領袖─他們通曉希臘與羅馬哲學中透過自知與紀律追求幸福的理念─和富有的地主並肩合作，共同主導政治與市場，制定適當的指導、誘因與調查制度，維持經濟體運行。

斯密所生活的世界，與我們這個世界有著截然不同的社會觀、哲學觀與宗教觀。那時帝國和商業正在擴張，是個有著奴隸制、君主立憲制、菁英議會制和地主寡頭制的時代─要特別留意的是，他以熱情的態度接納了上述所有事物。作為一個修習哲學與歷史的學生，斯密察覺到了大不列顛與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帝國之間的相似之處，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著迷於西元前一世紀的羅馬元老院議員暨哲學家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著作。斯密是十八世紀的自然神論者─這並不代表他就是基督徒─他熱切相信神是一名「建築師」，在地球上設計出如發條機械般的自然系統；這個系統也與遵循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的行星運動相互映照。雖然他認為沒有任何政治家「應該指示人民（private people）要以何種方式應用他們的資本」，但他也希望人類的經濟生活能反映出他眼中的和諧自然法則。要做到這一點，人（他指的是男人〔man〕）必須固守古老的斯多噶哲學與紀律。唯有如此，社會才能培植出優秀的政府與機構，使個人創造出良性財富。

斯密並不認為「貪婪是好的」。沒有任何斯多噶學派的哲學家會這麼認為。相反地，斯多噶主義的基礎概念是透過道德紀律與公民責任來提升自我。斯密當時的使命就是去釐清，如何使商業社會及其固有的貪婪和一套道德系統相契合。商業社會的普通成員─「屠夫、釀酒師或烘焙師」─在日常生活中會受到單純的利己動機所驅策。社會必須找到方法利用這種商業的利己動機，將之引導到共同利益上。斯密對無情的商業競爭充滿警覺，擔心這種競爭會削弱社會與國家，取而代之的，他認為受過道德陶冶、具有文化素養且公正無私的領導人才能引導社會走向和平且有效率的商業協作模式。

斯密期望社會能朝著哲學與倫理的啟蒙成長，反映出羅馬共和的美德，但這樣的願景難以適應密爾頓．傅利曼那自由放任企業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更不用說艾茵．蘭德（Ayn Rand）在流行文化中描繪的經濟學了；也就是只有最強大、競爭力最高的企業才能攀升到社會頂端。事實上，我們不該奇怪現代自由市場思想家鮮少提到、甚或從不提到：斯密其實很仰慕羅馬的元老院寡頭制，他打從心底不信任貿易商、實業家和大企業，甚至本身就是一名政府官僚（他的職務正是稅吏）。更有甚者，這位所謂的自由市場之父是一位自豪而激進的博雅學科教師，靠著在大學裡擔任教授和管理職賺取薪水維生。請試著想像蘭德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小說《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的主人翁，那位積極奮發且
缺乏耐心的現代主義建築師霍華德．洛克（Howard Roark），他能否容忍亞當斯密的種種想法：關於悠久傳統、責任、耐心學習、溫文儒雅的同理心和對稅收感到自豪的想法。

西塞羅與斯密這些哲學家感興趣的是打造出高教育程度、富有哲學思維和農業道德的社會，他們相信國家對市場自由來說是必要的。那麼，我們究竟是如何從這類寡頭市場建構者發展出像傅利曼這種自由主義的親商提倡者呢？而現代自由市場思想又是如何演變成一種嚴格的非此即彼哲學，把國家對經濟的任何參與，都視為一種對財富創造與自由的生存威脅？本書的目的正是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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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解開自由市場之謎的關鍵人物早在亞當斯密出生前四十年就已經過世了，他長久以來被經濟學家視為站在斯密的對立面：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著名內政大臣尚︱巴提斯特．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柯爾貝打從一六五○年代中期開始監督法國經濟，直至一六八三年離世為止。法國皇家與公共財政的組織方式與管理良好、標準化的度量衡系統，以及法國道路、港口與運河的商業流通系統建造，全都要歸功於柯爾貝。他一手創建了巴黎警察與工業檢驗單位，以至法國工業、法國海軍與凡爾賽宮。他同時也是國家研究的主任，設立了皇家圖書館與檔案館，以及法國皇家科學院（French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柯爾貝認為這些努力對於一個能夠順利運作的流動市場來說是必要的，他是那個時代最成功的大規模市場建造者，使用關稅、補貼、國家壟斷與政治壓迫來達成各種目標。

柯爾貝用國家的強硬手段介入市場建設，其最主要的目標是推動法國商業發展到足以和英格蘭商業自由競爭。他相信他所謂的「商業自由」（liberty of　commerce）源自於相互對稱的市場與平衡的貿易條約。柯爾貝將國際貿易視為零和遊戲，認為黃金和財富是有限的，同時他也確信把焦點放在商業與工業的社會能在經濟上獲得最大的成功。在他初掌權時，法國主要還是農業國家。他以推動經濟發展為使命，比起農業更偏愛工業、創新與貿易；他相信這些事物能鋪設一條道路，通往更自由、更順暢的經濟循環，使法國變成富裕且輝煌的國度。

柯爾貝引起了亞當斯密的興趣。斯密在《國富論》中創造了「重商制度」（mercantile system）這個詞彙，用以描繪柯爾貝重視貿易與工業勝過農業。斯密並非全盤反對柯爾貝，他不同意柯爾貝的某些關鍵觀點，主要是因為：在他看來，這位法國內政大臣採用的手段會造成經濟退步─柯爾貝在聚焦於貿易與工業的過程中顯然誤解了「農業是所有國家財富之源」這句古訓。斯密相信柯爾貝已經淪為「商人詭辯」的獵物，認為柯爾貝制定了太多壓制型的貿易法規，而且「不幸的是」，他「採納了所有重商制度的偏見」。斯密認為，單靠商業本身是無法創造出財富的，商業無視於自然的力量與農業美德，同時還會允許商人─這是斯密最嫌惡的一種人─控制政策並創造出種種壟斷。政府的任務是幫助農業支配商業，使貿易能根據自然法則，自由地運作。

柯爾貝與斯密並非彼此對立，他們只是各自代表了截然不同又相互牽涉的自由市場歷史流派。不過，隨著時間推移，斯密對柯爾貝的批判在放任主義的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的心中不斷放大，鞏固了此一迷思：柯爾貝與其支持「國家主導之工業市場建設」的一派，必定是自由市場的敵人。斯密提出的重商制度概念逐漸演化─並且完全脫離了脈絡─轉變成現代所謂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這是個過度簡化且籠統的經濟詞彙，被用來指稱早期的現代經濟思想家支持干預主義、徵稅、補貼，和目標只是為了囤積黃金的好戰國家。一九三一年，瑞典經濟史學家以利．赫克歇爾（Eli Heckscher）在他的重量級研究《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中，把柯爾貝的「重商」經濟學和單純的放任主義制度進行對比，後者允許個人自由和商業自由不受國家干預，赫克歇爾認為斯密體現的正是放任主義制度。在這之
後，這套簡單卻強大的二分法維持了下來，形塑了我們如今對自由市場的觀點。在傅利曼的著作中，我們仍能看見這種二分法。

然而，在市場哲學的漫長歷史中，多數時候基礎經濟思想家都認為，要創造自由、公平交易的環境條件，國家是必要元素之一。斯密的學派清楚闡述了自由市場思想的潮流，一路追溯至西塞羅與封建制度傳統，當時的人認為農產品是所有財富的根源，農產品與自然的親近關係使之具有一種先天的道德優越性。為了維持穩定生產與他們所認為的自然界平衡，地主必須控制政府，確保農業不被徵稅也不受法規管制。但這並不代表無政府主義。這只是代表，為了讓農業能主導社會並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必須積極放寬農業方面的限制。

至於自由市場思想的另一個傳統，則把能量聚焦在創新、貿易與工業上；這個傳統如今被我們錯誤地稱之為重商主義。從佛羅倫斯的哲學家尼科洛．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到尚—巴提斯特．柯爾貝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此派擁護者支持一個不假辭色的強大政府，來扶植創新與工業發展，他們認為如此能創造出健康的國內市場，同時使國家獲得國際競爭力。根據這些崇尚工業的經濟思想家所述，經濟自由對於財富創造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這種經濟自由不代表自給自足，也未必是以農業為基礎；正好相反，此種經濟自由需要重視工業的政府幫忙規劃與培植。

各個自由市場模型的相互關係在十九世紀出現變化，此時英國成為了無庸置疑的世界經濟主宰，英國的自由市場思想家終究全心接納了工業的潛力與一般均衡理論。當時的自由派經濟學家想當然耳地認為，如果市場自由了，那麼大英帝國這些勤奮節儉的基督徒就會繼續帶來創新、財富與各邦國之間的和平。接著，到了二十世紀，隨著一些經濟學家愈來愈確信市場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他們試圖把自由市場定義為：政府只能扮演最基本的角色，此外什麼都不做。他們堅稱只要允許供給與需求在沒有干涉的狀況下運作，市場系統─以及社會─就會神奇地靠自己維持下去。可惜啊！如今我們已經學到教訓，市場系統與社會是無法自行維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