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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人鵬專文推薦

作者

陳慧文

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於新北市立安康高中擔任國中部國文教師，並勤於創作，作品見於國內各刊物。著有散文集《貓言貓語》（文學街出版社，2000年）、《窩藏貓咪圖書館》（天行社，2001年）、《貓咪文學館》（秀威資訊，2004年）、《貓典一籮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詩文集《筆耕墨耘在水頭》（金門縣文化局，2020年）、童話集《奇異的魔法色筆》（秀威少年，2020年）、電子書《點滴回憶在咪可思》（2023年）。2002年完成碩士論文《廬隱的女同性愛文本》。2015年完成博士論文《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毀家廢婚論(1900s~1930s)》。

曾獲竹塹文學獎（2000年）、浯島文學獎（2007年）、全國聯合徵文比賽（2018年）等。2020年獲邀舉辦花蓮在地文學作家圖像展第26檔「陳慧文-隨興自在的愛貓作家」。2022年獲得全國語文競賽教師組作文特優。

目錄

推薦序／劉人鵬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一段被遺忘的歷史──毀家廢婚
近代中國毀家廢婚論概述
研究範圍及章節說明

│第二章　毀家廢婚的理論資源／支援│
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
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
出世離塵的佛家思想
共產、共妻、共子的柏拉圖《理想國》
社會主義的家庭觀
無政府主義的家庭觀
女性主義的婚家、性愛觀
易卜生《娜拉》的女性出走形象
托爾斯泰的出走

│第三章　毀家廢婚的主要論點│
家庭婚姻起源與發展的重述
毀家廢婚的時代需求──推翻傳統、強權
毀家廢婚在歷史進程上的必然性
家庭婚姻的不合情理

│第四章　毀家廢婚的社會藍圖│
取代家庭功能的公共機關
取代婚姻的觀念和制度

│第五章　毀家廢婚的實踐│
太平天國──因國廢家的實踐
集會結社的毀家廢婚
從個人做起的毀家廢婚

│第六章　結論│

後記
附錄．相關人物簡介
附錄．相關事件年表
參考書目

序／導讀

推薦序／清華大學中文系　劉人鵬教授

婚姻與家庭形式在人類歷史中歷經變遷，在不同社會中有不同的樣貌，甚至在同一社會文化中，也因各種活生生的境遇而有著複雜多樣的變形實踐。晚清以迄五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面臨鉅變，婚姻家庭以及性別關係如何改變，是這個鉅變的大時代裡關鍵議題之一。人們向來熟悉的歷史敘事是，此時最大成就在於揚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大家庭舊制度，走向現代尊重個人的自由戀愛以浪漫愛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小家庭制，並且以為自由戀愛的一夫一妻制即是歷史的應然與永恆必然。慧文這本論文處理的正是這段時期婚姻家庭論述中遺忘於主流敘事之外的另類重要思想與實踐。閱讀這段時期歷史中曾經產生的複雜多樣論述，對於婚姻家庭的歷史、理論與現實理解之拓展，以致於思考現今各式婚家與不婚家的實踐，不論在理論視野或是社會實踐上的更寬廣可能性，都充滿啟發性的意義。

這段歷史時期的「毀家廢婚」論，並非僅來自無政府主義，亦非僅為追求個人自由。以康有為的《大同書》為例，其「去家」的烏托邦想像蘊含的理論假設在於，現代世界雖然追求「男女平等，各自獨立，情欲自由」，但整個人類社會的「男女平等，各自獨立，情欲自由」根本無法在現代私有制家國體系中真正實現。因為《大同書》認為，從歷史追溯，私有制家庭是人種為便於生存而產生的制度，將女子的情欲、生育及勞動都束縛於私有家庭中，並以此種私有家庭為基本生養及經濟單位，保有子嗣並傳遞私有財產。男女不平等之外，私有且競爭的結果是，家庭間的生存資源不平等，加上全球種族有高下，國與國爭，貧富不均，人類已經活在各種不平等中。私有制婚姻家庭所能承接與不得不承接的，就是各種不平等條件下所產生的子嗣與老人，那麼人類又如何可能在其他不平等都不改變的世界裡，在既有的婚家體制下，單單主張男女平等獨立與情欲自由？男女平等各自獨立與情欲自由，就意味著情欲、生育與財產都可能溢出原先私有制婚姻家庭制度的承擔與規限了，這是《大同書》何以想像「男女平等，各自獨立，情欲自由」只能是一個新的大同世界的起點，大同世界婚姻家庭形式發生解體性的變化，重新建立新的社會關係，而這個理想必然伴隨著整個生產方式及其他各種不平等的解除。在當今性別理論及運動的領域裡，《大同書》「去家」論所提出的挑戰或啟發或許在於：我們可能不顧其他各種不平等而實踐性別平等嗎？可能立基於眾多不平等而獲致性別平等嗎？甚至在「性別平等即代表文明進步」的普遍假設下，我們是否可能恰恰以性別平等去證成或維穩種族、國家、階級以及家庭之間的高下不平等？如何可能不停止於當前局部的婚家與性別政治正確，而持續深入探索更真實的理想？

就現實而言，家庭與婚姻在現代社會的脆弱與瀕臨崩解，不一定會直接帶來婚姻與家庭體制的消亡或毀廢，反而可能因著政治經濟體制連帶情感、生活生計及意識形態制約等等因素，而更加成為慾望的目標，或者因實用性而在實際生活中產生各種強靭性。當然，從個人而言，在體制的各種條件下選擇（或無法選擇）如何行動或生活，有各種能動性，生存策略與模式向來不一而足，毀家廢婚論並非在個人層次提出治理性的規範。重點在於婚家體制。而就婚家制度而言，如同恩格斯所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論〉），婚姻家庭或亦如是。它並非來自主觀意志的廢除，而所謂「自行消亡」指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將有新的婚姻與家庭形式。那麼，如何敏銳地辨析歷史條件，如實理解活生生的現實，洞見各種力量，在學術上帶出較寬廣的歷史理解以及未來性視野，也許是一種理想的期待。

很高興慧文這本論文終於有機會出版了。轉眼之間，慧文初步構想「反家庭論述」研究計畫竟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而她的畢業論文〈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毀家廢婚論〉也已經完成七年了！依稀記得，最初她著眼的是五四女作家作品中的反家離家之類的內容，也就是，個人從現有的家庭中離開的故事；後來嘗試探索當時更徹底的思考，即把「家庭」作為一種制度，而對家庭作為制度本身提出批判性的反思。當時這個維度的宏觀性整體性的歷史研究尚付闕如，從事這個研究幾乎要從零開始。慧文找到了大批的材料。她整個研究過程對我來說是十分難得的教學相長的機會。很多材料是過去知識中陌生而需要放回歷史脈絡重新解讀的；並且種類繁多，並不容易整理。慧文一邊從事教職，一邊照顧小孩，一邊還要找資料作研究寫論文。這過程非常不容易。對我而言，跟慧文討論論文是個相對省心卻相當有收穫的經驗。慧文話不多，但每次討論完再交回的修訂稿，總能見出她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回應問題，提出她自己思考過後的看法。從初稿到定稿，中間大概改過好幾個版本，因為雜多的資料究竟如何分章分節，如何建立論述主軸，如何既在清晰的歷史脈絡裡，又適切回應或拓展研究議題，且能彰顯這些材料本身的歷史或理論意義，皆非易事。學術成果總是暫時呈現一個樣貌，以期引發進一步的研究討論。近年不論學界或運動界，對於婚姻家庭以及性／別相關議題，都有了較前複雜而深入的探討或認識上的拓展，持續的探索與深耕，仍令人期待！

試閱

§ 一段被遺忘的歷史──毀家廢婚

大陸社會學者鄧偉志及徐新在其著作《家庭社會學導論》中說：

「家庭是一種社會制度。家庭是社會的基石，包括婚姻制度在內的家庭制度被認為是一切制度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很少有哪種制度能得到比家庭制度更多的認可。」

這段話簡潔有力地說明了「擁家護婚」既全球普遍、又根深柢固的龐大勢力。「家庭是社會的基石」這個不知是在什麼歷史脈絡中被提出的句子已然成為不證自明的金科玉律，更不用說「家是永遠的避風港」、「婚姻是承諾愛情最美的誓約」……等溫情脈脈的話語透過各種媒體充斥於視聽，日以繼夜地締造著一幕幕感人肺腑、賺人熱淚的浪漫想像，鼓勵著人們前仆後繼地追求屬於自己的結婚成家故事。在這一股看似積極向上、朝著理想與幸福邁進的主流中，竟然有人煞風景地喊出了「毀家廢婚」，這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令人側目的。在一般人看來，如此溫馨美好、幾乎等於人性基本需求的家庭和婚姻，居然妄言毀廢，大約不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或是受（不適合本國國情的）外國學說影響，而誤入歧途、走火入魔；或是標新立異，故作驚人之語；說到這裡，若還執迷不悟，就簡直是冷漠無情、沒血沒淚的機器人了。至於以此為題，花九年時間，一本正經地寫出兩百多頁的博士論文，那根本是令人「無言」了。

「毀家廢婚」，這個主張在今天，無論是在台灣、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是相當小眾而邊緣──可以說，比多元成家論更小眾而邊緣──的一種論述。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一般咸認歷史既已選擇了一夫一妻婚姻及小家庭制，早已被時代淘汰的毀家廢婚論自不必多言。1949年兩岸分斷的局勢形成後，台灣進入戒嚴時期，政治宣傳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毀家廢婚等言論視為洪水野獸（詳見本書第六章），一般人並不能輕易接觸談論；即便在1987年解嚴至今，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有所研究的學者仍屬少數，對毀家廢婚論有研究興趣的學者屈指可數，一般民眾對相關言論更是陌生。至於大陸學界，雖然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相關論著極多，但其中對於毀家廢婚論亦頗不以為然。翻閱八、九○年代以降台灣和中國出版的中國家庭婚姻研究論著，有的根本沒有關於毀家廢婚的隻字片語，即使提及毀家廢婚也僅以數段或數句聊備一說，其中大多認為毀家廢婚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大約在晚清的1907-1909年間及五四時期出現不久就銷聲匿跡，並給與極端、偏激、流於空想、脫離實際等負面評價。如2001年上海出版的571頁的鉅著《中國婚姻史》中，關於毀家廢婚的文字僅有下列幾句：

「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女權運動，主張廢除婚姻、消滅家庭，是一種個人的絕對自由主義在婦女婚戀問題上的反映；……無政府主義影響不大，體現在婚戀問題上，只是個別的一些過激、過頭的作法，武漢曇花一現的婦女裸體遊行，當屬此類，故無須多論。」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便是擁家護婚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毀家廢婚曾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佔有一席之地，雖說「無須多論」，但為了「忠於歷史」，卻也沒辦法對它視而不見，在大部頭的歷史敘事中，還是得挪給它一個位置，這便可窺見其在歷史舞台上曾有的聲勢是不容小覷了。如2007年廣州出版了《中國家庭史》共六卷，厚達469頁的《中國家庭史．第5卷民國時期》中關於毀家廢婚的介紹約佔4頁，其中雖批評毀家廢婚論「只能流於空想」，卻也必須說它「曾盛極一時」。

外國學者中，研究近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研究近代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研究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日本哲學博士新靖子，皆曾在其著作中論及毀家廢婚。他們指出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雖曾在世界形成思潮，卻未曾如中國的五四時期造成大量的流行和廣泛的影響，甚至潛在地影響到1949年後的毛澤東主義、文化大革命等；在家庭婚姻議題上，中國的毀家廢婚論比國外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更激烈而迫切，這是很值得探討的。而中國在二十世紀前期所以能形成中國特色的無政府主義和毀家廢婚論，絕對不可能只是西方思想的移植，而是與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淵源，及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國際情勢有極大關連的。

1999年以降，海峽兩岸陸續有學者針對近代中國的毀家廢婚論加以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梁景和教授於1999年發表〈五四時期的「廢婚主義」〉，2002年發表〈民國初期「家庭改制」的理論形態〉，後收入2010年出版的著作《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中。國史館纂修洪喜美於2002年發表〈近代中國廢婚主義的討論〉，2003年發表〈五四前後廢除家族制與廢姓的討論〉，2005年江西省宜春學院講師鐘世娟發表〈論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之家族觀〉，2008年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李平生教授與山東省圖書館館員張秋菊發表〈論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家庭觀〉，這幾篇論文認為毀家廢婚論雖然不切實際，但對近代中國婚姻文化變革的研究有深入探討的價值，且提供了不少史料，對後學極有參考價值。

2005年，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余華林在評析近20年來中國近代家庭研究史時特別指出，應思考「廢婚毀家」論是否真如大多數研究者所言，主要起消極作用。他說：

「其實『廢婚毀家』論的出現，與當時學界對獨身主義、戀愛自由、新性道德等問題的討論是有一定聯繫的，並與時人對家庭未來發展趨勢的認識緊密相關。脫離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就不足以了解其背景與內涵，也就不可能正確評價。」

余華林在2009年發表〈現代性愛觀念與民國時期的非婚同居問題〉，其中第三節「廢除婚制與非婚同居」，將五四時期報章雜誌中關於廢除婚制的討論，與當時青年男女非婚同居的風氣連繫起來；顯見在五四時期毀家廢婚論並不只是少數苦心孤詣者幻想的空中樓閣，而對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實際的影響。相關的討論後收入余華林同年出版的《女性的「重塑」：民國城市婦女婚姻問題研究》一書中。

2008年，劉人鵬於文化研究學會年會：「樂．生．怒．活：風格運動、生活政治與私眾社會」發表〈從二十世紀初中國「毀家」、「廢婚」論談起〉，指出：

「過去學者偶爾論及『去家』、『毀家』、『廢婚』等言論，也多半以偏激之言視之，缺乏嚴肅的研究，使得這些言論所蘊蓄的、具有特定脈絡的對於性、性別、家庭親屬體制等批判性的思考，難以在中文脈絡中繼續深化討論，對於當時這些言論所對話或融合的本土或外來思想資源的歷史性研究，也相當不足，這對於性／別與歷史的研究來說是十分可惜的。」

文中並對康有為（1858-1927）《大同書》（約1902）、蔡元培（1868-1940）〈新年夢〉（1904）、天義派及新世紀派的毀家廢婚論，以不同於過往學者的研究視角做了深刻的評述。2009年劉人鵬復於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等主辦的「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國際工作坊」發表〈二十世紀初中國之毀家廢婚論〉，對此議題做了更廣泛而深入的剖析。其後劉人鵬以性／別研究的視野，重新閱讀晚清的毀家廢婚論，撰寫〈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一文，收錄於2011年出版的《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中。

2010年，大陸著名報刊評論員及專欄作家熊培雲發表〈要不要廢除婚姻和家庭？──民國的一場「另類筆戰」〉，文中論及洪秀全（1814-1864）、康有為、毛澤東（1893-1976）「去家廢婚」的理想，以及《天義報》、《新世紀》、江亢虎（1883-1954）、師復（1884-1915）的毀家廢婚論，並集中討論了1920年《民國日報．覺悟》的「廢除婚姻制度」專欄，認為《民國日報．覺悟》這場廢婚與否的論戰見證了兩點：「一是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公共空間已經多有氣象﹔二是性愛、婚姻和家庭等問題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有著怎樣的無窮糾結。」

綜上所述，關於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毀家廢婚論，前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除了過去學者討論過的毀家廢婚論外，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報章雜誌中還有許多涉及毀家廢婚的言論，是過去學者甚少或尚未討論過的。如果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那麼目前中國現代史中關於毀家廢婚論這一塊，顯然有所殘缺。有鑑於此，本書試圖盡可能爬梳二十世紀前期中國關於毀家廢婚的史料和知識，某種程度地填補或還原這部份歷史的空白。

本書撰寫時，除參閱上文提及的近現代中國家庭婚姻研究論著外，也查閱了二、三○年代的中國家庭婚姻研究論著，當時毀家廢婚論方興未艾，易家鉞（1899-1972）、羅敦偉（1897-1964）合撰的《中國家庭問題》（1921）、黎濛（1914-1978）所著的《家庭問題》（1929）以及羅敦偉《中國之婚姻問題》（1931）都是以支持毀家廢婚論的立場撰寫的，高希聖（1900-1986）《家庭制度ABC》（1929）中也指出現代小家庭制的崩解是大勢所趨；而反對毀家廢婚的家庭研究論者，也在其論著中對毀家廢婚論有所回應、介紹、批判和論辯，如李兆民《中國過渡時代的家庭》（1925）、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家庭問題討論集》（1927）、潘光旦（1899-1967）《中國之家庭問題》（1928）、麥惠庭《中國家庭改造問題》（1929）等，皆以擁護家庭婚姻的立場痛批毀家廢婚論。

除了家庭婚姻研究論著外，中國近代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或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史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中，亦有部分論及毀家廢婚，提供了筆者著手此題目時一些寶貴的資料，但這些零星散布在各個論著中的材料畢竟不完整，因此筆者多次前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查閱第一手資料，如：晚清的《萬國公報》、《天義報》、《新世紀》、五四時期的《家庭研究》、《新青年》、《新女性》、《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刊物，報章如《民國日報．覺悟》、《晨報副刊》、《京報副刊》等，早已絕版的書籍如易家鉞與羅敦偉合撰的《中國家庭問題》（1921）、易家鉞《西洋家族制度》（1922）、羅敦偉《中國之婚姻問題》（1931）、羅敦偉《社會主義史》（1931）、章錫琛（1889-1969）編《新性道德討論集》（1925）、盧劍波（1904-1991）編《戀愛破滅論》（1927）、鄧天矞（?-1986）與盧劍波合著《新婦女的解放》（1928）、張履謙（生卒年不詳）《婦女與社會》（1929）、黎濛《家庭問題》（1929）……等。

然而，由於年代久遠，仍有些資料在台灣的圖書館和網路皆無從得見，如1907年6月在東京創刊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天義報》，至1908年4月因無政府主義受到日本政府的鎮壓而停刊，共出了十九卷，其中第1到12卷、第15到19卷在郭廷以圖書館中皆有收藏，唯1907年12月第13-14卷合冊付之闕如。2007年12月，筆者經由劉人鵬老師的介紹，得以電子郵件向大陸學者劉慧英請益，劉慧英老師不僅在關於何震（生卒年不詳）無政府主義及女性主義的研究上給了我許多指導，還慷慨地將其很不容易才收藏到的、收錄於《天義報》第13-14卷合冊的志達（生卒年不詳）〈女子教育問題〉（頁8）、何震〈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頁9-22）影印寄來，令我著實感激又感動。

在蒐集、閱讀了數量相當可觀的資料後，筆者以為，毀家廢婚並非如過去論者所認為的，僅限於、或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並非僅在1907-1909年及五四時期出現不久就銷聲匿跡，也並非僅流於空想。根據文獻，在1900-1930s間中國許多思想家、政要、學者、作家、青年學子，都曾在人生的某個時期不同程度地討論、考慮甚至提倡過毀家廢婚論，其中雖有不少受到無政府主義影響，卻也有不少無政府色彩較淡的論者，根據別種立場、援引其他理論來談論毀家廢婚。綜觀這三十幾年間中國關於毀家廢婚的論述內容，可謂學貫中西，博通古今，旁徵博引，正反立說，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絕非簡單的「偏激」、「幻想」等評語所能涵括。這本書只是拋磚引玉的一個嘗試，未來毀家廢婚或許能獨立成一門學問，為「毀家廢婚學」，亦未可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