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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熙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

林柏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研究領域為清代政治史、制度史。

目錄

序
自序

【緒論】

【第一章　藉收折色圖侵蝕：捐納與蠹捐】
第一節　捐納的開辦
第二節　官員的私收

【第二章　惠民之舉轉累民：賑濟與冒賑】
第一節　賑濟的實施
第二節　官員的捏報

【第三章　使貪官知所炯戒：皇帝的處置】
第一節　人員的懲處
第二節　制度的檢視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附錄一　順治、康熙年間各省捐監事例
附錄二　羅大聲偽造蘭州府皋蘭縣發給〈實收〉
附錄三　羅大聲偽造蘭州府皋蘭縣行雲南廣西州〈關文〉
附錄四　乾隆三十九年甘肅捐監流程圖
附錄五　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甘肅各廳、州、縣被災次數統計表

序／導讀

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熙遠

荀子在其〈君道〉篇裡開宗明義地論斷：「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若轉譯成直白的說法，意即：只有會造成國家混亂的君主，而不會有自行混亂的國家；有能治理國家的人，而沒有能讓國家自行治理的法。在這言簡意賅的十二字箴言裡，恰好包羅了荀子政治思想中攸關治亂的四個核心──「君」、「國」、「人」、「法」，這句兩千兩百多年前的論斷，即便移置在當代的情境裡，都依然鏗鏘有力、發人深省。

在儒教傳統中，儘管孟、荀兩家在人性論上根本的預設立場有如冰炭相反，但這兩位戰國時期的兩大儒學砥柱，在政治思想上的批判性卻有一定的相通之處。質言之，在原始儒教的政治思想體系裡，君權從未被視為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即以孟子而論，眾所周知，其「民貴君輕」的主張貫通其相關政治論述中。他曾以對比式的象喻層層推導，強調君臣之間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互動關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與後來漢代《白虎通義．三綱六紀》標榜「君為臣綱」的立論，直是霄壤之別。因此當齊宣王對史傳中「湯放桀」與「武王伐紂」的春秋筆法，提出質疑：湯、武兩人既身為人臣，豈可以下犯上地誅君奪權？孟子則義正辭嚴地解釋：殘仁賊義的領導者不因其權貴而尊、不因其位高而崇，充其量不過是貽害眾生的一名獨夫。而湯、武革命，正好是為天下誅除殘賊的獨夫而已。（《孟子．梁惠王下》）

若考量孟子與荀子所處的戰國時代，兩人對君權的批判，即使確有其激進之處，或許不必然難見容於當時。然而在後世皇權高度集中的帝制時代裡，類似的言論嚴重挑撥當權者敏感的政治神經。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時乍讀孟子種種「不合時宜」的唐突之論，顯然就沒有齊宣王的雅量，竟氣急敗壞地下令將亞聖逐出孔廟聖域，即使後來不得已讓步，還心有不甘地欲對其內容進行篩汰刪節。對比於孟子倖免於難，荀子在明代的地位更是每況愈下，荀子雖曾在北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追封為蘭陵伯，並與孟子同時入祀孔廟，但先是在明弘治元年（1488），遭到禮科給事中張九功上〈禆補名教疏〉點名批判，直指其「言或近于黃老，術實雜于申韓」，意即其思想悖離儒教正統，建請罷祀。後來在嘉靖九年（1530）釐定孔廟祀典的過程中，從此永遠逐出孔門。

儘管孟荀的論著仍保持完璧傳世，但在後世廟堂上的奏議或私家的撰述中，卻幾乎選擇性地將其對君權的批判視而不見、存而不論。清初大儒黃宗羲（1610-1695）在〈原君〉中震聾發聵之論，衡諸專制君主高度發展的明清六百年間，不啻是空谷跫音。他直言「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並嚴詞批判後世君主無所不用其極地「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黃宗羲「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論斷，可說正是荀子「有亂君，無亂國」的翻版。這種對君主無上權威高度存疑的批判精神，其實才是原始儒家傳統一脈相承的「滴骨血」。

儘管「有亂君，無亂國」一詞或有唐突皇權之虞，在君權高張的帝制時期，極少人甘冒大不諱加以援引、闡釋或衍申，不過荀子後兩句論斷「有治人，無治法」，與孟子「法不足以自行」的觀點相互呼應，成為經常被援引的經典套語。即在南宋朱子的時代裡，早已是「老生之常談」。在有清一代，更經常出現在王言絲綸之中。只不過皇帝在援引「有治人，無治法」時，似乎有意無意地淡化其原本的出處，僅以「古云」或「古語云」一筆帶過。

任何統治政權在肇建之初，莫不欲國祚長久，傳世於無窮。清朝入主中原後，隨即開科取士以籠絡天下士人。在順治三年（1646），以攝政多爾袞主導的殿試制策中，便首引「有治人，無治法」，期待身逢鼎運之際的天下貢士，為朝廷籌謀為政之道，俾使「滿漢官民同心合志」。順治十二年（1655），已然親政的世祖同樣在殿試中援引此言，期待士子「以真學問為真經濟」，為朝廷劃策應如何「重新整頓，大破積習」。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君臨天下的聖祖在太和殿前策試天下貢士時，同樣揭櫫「有治人，始有治法；行實政，必有實心」，他首先揭示「疎禁網以昭惇大，緩催科以裕盖藏」，作為未來的施政方針，要求應制的貢士就各攄所見，詳切敷陳，為朝廷擘劃「協和風動之治」。

在波詭雲譎的政爭中「倉促」繼任的雍正帝，在其執政的十三年裡，不時透過應興應革的立法與建制，遂行其平治天下的目的。雍正帝蓋棺定論的廟號「世宗」，正有意凸顯其在「治法」的制訂與運用。實則雍正帝本人對「治法」的效能，始終有所保留。當雍正元年御史湯之旭奏請將現行的律例款項酌定畫一，並刊刻成編以頒示天下時，世宗即裁示：「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得人辦理，則無不允協；不得其人，其間舞文弄法，正自不少，雖條例畫一，弊終難免。」後來不論是涉及州縣火耗的規範或社倉的管理與稽查，世宗無不援引「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提醒官員，任何「立法行政」，都無法「歷久無弊」，因此治法的施行，終需仰賴治人的推行。

迨至纉繼大統的乾隆帝，亦秉持類似的立場：「從來朝廷立政，有治人，無治法。必須辦理得宜，方為有利無弊。」在其口諭或硃批裡，乾隆帝更經常引「有治人，無治法」來開示諸臣，期許「汝等酌妥為之」、「汝且試行看」、「爾等勉為之」、「全在汝實力為之」，總總不一而足。

大清王朝無疑在乾隆朝的領航之下，走向空前的繁華鼎盛，國家各項立法行政也在乾隆帝「隨時調劑」、「寬嚴相濟」的指導原則下越益成熟。只不過，也正就在此一時期各項運作的體制逐漸從成住轉向壞空。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肅所爆發的震驚朝野的冒賑一案，上從封疆大吏的地方總督、布政使以及下轄道、州、府、縣等各級官員，竟超過百餘人上下沆瀣一氣，牽動南北，涉及直隸、盛京、江蘇、浙江、雲南等地，最後更追繳近三百萬兩的贓銀。儘管乾隆皇帝一再以「有治人，無治法」，期許「惟在封疆大吏，準時度勢，務飭地方有司，辦理合宜而已。」但此一牽連深廣而「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對經常塗脂抹粉的乾隆盛世，不啻是一記迎面扇摑的耳光，一向自詡「乾綱獨斷」的乾隆皇帝，也不禁發出「為君難」的浩歎。這場大案竟將各種「治法」的隙漏暴露無遺。不禁讓人追問：究竟是法之不「治」誘引了人之不「治」？還是不「治」之人導致了不「治」之法？

柏安女史在大學時代，即對有清一代政治制度的動態變化，展現濃厚與敏銳的探索興趣，在彙整並對比世傳文獻與館藏檔案的過程中，她總會嘗試透過另類或對位的視角，重新切入表面上看似蹈故襲常的課題，並努力在會通舊說中提出別出心裁的見解。這部奠基其碩士論文的初試啼聲之作，即以乾隆朝此一捐監冒賑弊案入手，檢視在政權高度集中的帝制體系裡，個別的規範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如何產生種種的人謀不臧，如從捐納制度裡衍生的濫捐劣行，或寄生於賑濟制度的冒賑弊端。從而更進一步審視：不同的規範制度因應人事在特定時空環境下有所串接與交集，而有心鑽營者正可利用制度架接環節中的罅漏上下其手，從而夤緣為虐。

透過脈絡的梳理與細節的解析，柏安女史這部個案研究，不僅嘗試捕捉浮露於水面上一角角的鋒稜，也努力探測潛藏於水底下一座座相互盤錯的冰山基底。倘若放大觀照的格局，這部處女之作，或為荀子所揭櫫「君」、「國」、「人」、「法」這四個治亂相倚的核心概念，提供值得參照並反思的歷史註腳。欣聞該書行將付梓，略就其遺緒稍作申衍，爰以為序。

試閱

〈緒論〉

甘省捐監蠹，始自王亶望。木偶視督臣，一氣通下上。
定議收本色，貯倉資賑放；墨吏收折色，慾壑饕無量。
報部仍本色，公然行詐誑，何能終久瞞，水落石出狀。
利令其智昏，抑亦良心喪，此而逭抵法，弊吏將何尚？
冒賑兼剝民，自取罪應償，然予慮因咽，廢食益非當。
明道語晦叔，讜言恆所仰，寧受百人欺，好賢心莫曠。
吾以用之賑，寧濫毋遺宕。誠恐覬覦者，謂吾靳賑餉，
巧吏何弗為，恤民事胥忘。弊不可不懲，即此恐招謗。
吾如有所吝，全蠲賦三貺。萬民被豈虛，萬世傳寧妄，
是用布赤心，言志期共諒。嗟乎為君難，展轉增惆悵。
　　　　　　──清．乾隆皇帝御製，《御製詩集．四集》，〈言志〉

一、研究動機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肅撒拉爾族伊斯蘭新教領袖蘇四十三（1729-1781）率眾起事，旋即劍指甘肅省城。在軍情緊急之際，甘肅布政使王廷贊（1722-1781）上奏向皇帝表明，願「繳積存廉俸銀四萬兩，以資兵餉」。此舉引起乾隆皇帝（弘曆，1711-1799，1735-1796在位）的懷疑，並想起前任甘肅布政使王亶望（？-1781）曾捐銀五十萬兩辦理浙江海塘工程，進而認定王廷贊、王亶望「坐擁厚貲，當即在甘省任內所得」。由於甘肅向來都有「濫收折色」、「濫索科派」的陋習，因此乾隆皇帝下令大學士阿桂（1717-1797）會同管理陝甘總督李侍堯（？-1788）徹查甘肅省「收捐監糧有無情弊，及應否停止之處」。

阿桂的奏報中提及，甘肅地方口耳相傳：「勒爾謹從前奏開捐例時，即係王亶望任甘省藩司，未必不由其慫恿。而開例之始，一面奏立規條，一面即公然折色包捐，故王亶望得擁貲而去。」乾隆皇帝乃指示提訊因處置回變不當而下獄的前任陝甘總督勒爾謹（1719-1781），以求瞭解事情真相。據勒爾謹供稱，「從前奏請復捐監糧時，並無折銀之事」，雖「風聞有折色之處」，卻「因王亶望說並無其事，遂信為實，直至王廷贊向我告訴，我纔知道」。勒爾謹的供詞證實甘肅省折色包捐情事，且王亶望「借此為分肥入橐之計」，是以乾隆皇帝決意徹查，降旨將「王亶望嚴刑詢問，令其據實供出」。

未幾，阿桂覆奏查明現任浙江巡撫王亶望在甘肅布政使任內，「公然折色收捐」；私收折色造成藩庫的米糧缺口，則向朝廷「需〔虛〕報賑恤」。王亶望更收買陝甘總督勒爾謹，使之「一任各屬恣意妄行」，致使乾隆皇帝被徹底蒙蔽。經過數月的調查，涉案並遭到懲處者共195人，遍及甘肅及臨近的陝西各道府州縣官員，其中因案正法者更多達58人。全案雖告落幕，乾隆皇帝仍直斥此案乃「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並作詩〈言志〉，譴責甘肅自總督以降的各級官員「上下聯為一氣」，反映他對甘肅官場上下勾結的深惡痛絕。乾隆皇帝認知中「一氣通下上」的概念實可與當時的制度連結，本文即擬透過與甘肅捐監冒賑案（以下簡稱甘肅案）直接相關的捐納、賑濟與文書制度，深化對此案的認識。

捐納與賑濟是甘肅長年辦理的業務。甘肅「地處極邊，節候甚遲」，加上連接青海、新疆，是清朝與中亞的交通要道，向為統治者重視。康、雍、乾三帝用兵西陲，大量消耗地方儲糧，致使糧食儲備出現缺口，帝國倉政亦無法有效平抑糧價。其中，甘肅在乾隆初年西線戰事暫時休兵後，以供給軍需為主的糧食市場陷入困境，災時乏人糶賣米糧，豐年亦無人收購。是以甘肅倉儲長年以來需倚賴捐監，方能維持平抑物價、供給民食的任務。捐納與賑濟涉及大量的人員與物資流動，最終審核權又繫於地方民政長官布政使之手，王亶望遂得藉職務之便上下其手，聯合通省官員謊報實際雨糧情形，以動支地方預儲的賑災糧餉。

清朝透過嚴密的文書制度，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自雍正朝確立密奏制度以來，皇帝授予部分官員密陳奏事之權，使之互相監督；乾隆皇帝即位後，強調「陳奏密封事件關係重大，尤宜慎密」，嚴格要求官員不得洩漏奏摺內容，並指示「重要急務」可以「隨時專摺具陳」。奏摺兼具機密性與時效性，藉由檢核奏疏異同，皇帝得以有效箝制地方官員，進一步提升對地方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朝廷在地方日常辦理的行政事務上，業已建立往復抄寫的文書體系。前述捐納、賑濟等制度，在實際運行的過程中，皆會產生大量檔冊文書，供上級官員檢核呈報，同時也留存地方備查；雖無法立即確認內容真偽，但在遇有狀況時，可供事後的核查。康熙皇帝（玄燁，1654-1722，1662-1722在位）嚴格要求財政奏銷制度中，各層級的奏銷檔冊數目皆須相符，以避免侵貪與欺瞞；唯雍正初年嚴重的財政虧空，說明查核辦法並未發揮作用。然而，透過此些往復抄寫的檔冊，仍有助於雍正皇帝（胤禛，1678-1735，1722-1735在位）對地方虧空的大力清查，說明地方行政體系中例行性文書，有其消極防弊的意義。

然而，王亶望卻無視雍、乾二帝對密奏制度應當嚴格保密的規範，與官員勾結；在行政文書體系中，也利用布政使的職權，要求州縣官員逾越道府，直接與藩司建立聯繫，並於事後補足朝廷所需的一應文冊，破壞地方文書的流程。其中，不論是即時性的奏摺，或例行性的題本，都受到甘肅官員的強力挑戰，使朝廷無法掌握地方的實際情形。因此，甘肅案涉及的捐納、賑濟與文書等三制度的運作，實難分割。是以本文擬藉由梳理制度與人事間的相互為用，理解更整全的政治面貌，以作為君臣訊息管道的密奏制度為經，以甘肅案涉及的捐納、賑濟等制度為緯，討論王亶望如何居中操作。進而分析乾隆皇帝處置涉案官員的統治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