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考特‧蒙哥馬利(Scott L. Montgomery)
作家、地質學家,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Henry 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兼任講師。寫作、教學和講演的主題非常廣泛,包括能源(地緣政治、資源、核能、氣候變遷)、美國政治、思想史、語言和傳播、科學史等,是一名跨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獨立學者,其論著為許多領域做出貢獻,包括科學史、翻譯研究、語言研究和科學傳播。為多種網路期刊撰稿,如《對話》(The Conversation)、《富比士》(Forbes)和《財富》(Fortune)。其社論見於《新聞週刊》(Newsweek)、《市場觀察》(Marketwatch)、《哈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和合眾國際社(UPI)。經常進行公開演講,並服務於各種小組委員會,涉及全球能源與政治經濟趨勢之關係,以及永續性觀念等議題。
丹尼爾‧希羅(Daniel Chirot)
哈佛大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現為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Henry 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俄國與歐亞研究的赫伯特‧艾利森(Herbert J. Ellison)講座教授。曾於東─中歐、西非和東南亞進行研究並寫作。
近期著作有合編的《面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歐洲與亞洲的互責與和解》(Confronting Memories of World War II: Recriminations and Reconciliations in Europe and Asia)。過去的著作環繞社會變遷、東歐、暴政和種族─民族主義衝突。研究曾獲古根漢獎(John Simon 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資深學者獎助與其他機構的補助,並於西非和東歐擔任顧問工作。
這本書教人驚嘆。蒙哥馬利和希羅結合雙管齊下的學問、清晰的文筆和可觀的智慧,為我們帶來一場迷人的觀念史遊覽。對任何想理解今日的新興衝突,以及啟蒙自由主義再次風行將付出什麼代價的人,《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是部必讀著作。
──傑佛瑞‧傑德明(Jeffrey Gedmin),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艾德蒙‧華許外事學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野心勃勃,讀來讓人愉悅,它展現精彩絕倫的學識。蒙哥馬利和希羅將現代史上的偉大觀念脈絡化,提供一個整體框架,以理解社會變遷和意識形態衝突的進程。
──保羅,弗羅斯(Paul Froese),《美國的四個上帝:我們怎麼談上帝,這又說明了我們的什麼》(America’s Four Gods: What We Say about God―and What That Says about Us)作者(合著)
這本精彩的著作,為過去兩個世紀中啟蒙運動的諸般關鍵觀念及其反動回應,提供一個非常淵博和均衡的討論。我可以保證,任何人讀過此書後,都會變得更睿智、更有文化,並成為在智識上更加有趣的晚餐夥伴。
──左坦‧巴拉尼(Zoltan Barany),《軍人與變化中的國家:非洲、亞洲、歐洲和美洲民主軍隊的建立》(The Soldier and the Changing State: Building Democratic Armies in Africa, Asia, Europe, and the Americas)作者
這部重要著作展示了啟蒙觀念的力量,展示它們如何形塑我們現在的世界,以及它們如何歷經歲月,創造了行動與反動的體系。這本書應得到廣泛閱讀,尤其是學生、教育者,以及那些認為沒必要講授經典思想家,或認為那個時代已經終結的人。
──凱倫‧巴基(Karen Barkey),《歧異的帝國:比較視野下的鄂圖曼人》(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作者
四個宏大觀念
作者承認,造就現代世界的觀念非常多,所謂「四個宏大觀念」,其實只代表他們的觀點。不過,二位作者也強調,他們挑選「宏大觀念」,重點不僅是抽象的理念或學說本身,還包括它們是否有力量影響不同層次的思想和社會現實(包括政策、制度)。根據以上標準,書中的四個宏大觀念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演化(evolution)和民主(democracy),分別對應亞當‧斯密(Adam Smith)、馬克思(Karl Marx)、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與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本書第一章探究亞當‧斯密著述體現的自由觀念,和其學說的後續衍變。本章先整理亞當‧斯密的成長背景與時代問題,再結合《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和《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說明他理想中的社會與經濟關係,再透過這些討論,提醒讀者不要太過狹隘地理解亞當‧斯密,特別不能只從倡議自由貿易的角度加以觀察。本章後半介紹了《國富論》之後的經濟理論變遷,尤其是不同學派如何考慮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並呼籲從這些辯論中正視亞當‧斯密的洞見。
第二章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及其衝擊。本章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力量,首先來自其歷史理論,即「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強調經濟現實和由之而生的階級關係,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其關懷則是十九世紀所見的社會問題,亦即來自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不平等。馬克思服膺啟蒙運動的信念,在《資本論》(Das Kapital)中「科學地」分析社會問題,對西方和非西方世界都有強烈吸引力。本章後半把焦點轉移至十九世紀末以降的世界史,描繪全球馬克思主義政黨和政權的發展,特別是「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興衰和共產政權之悲劇。作者最後強調,只要不平等問題存在,馬克思主義仍將有其支持者。
第三章環繞達爾文的演化理論,凸顯現代世界生命觀的一個重要典範。本章先介紹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學文化,尤其是各種關於生命和演化的學說,再把重心放在《物種起源》(Origins of Species),闡述達爾文的洞見。作者認為《物種起源》的最大貢獻,是建立以天擇(natural selection)為核心的演化理論,並說明該書何以風靡。本章後半則呈現達爾文學說在諸多方面的迴響,敘述它們如何影響世界各地的科學與政治社會思潮,以至催生出達爾文本人恐不樂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和優生學(Eugenics)。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達爾文的思想遺產,依舊在橫跨科學與人文的眾多領域中激起辯論。
第四章將美國創建視為民主的重大成就,並聚焦開國元勳中的傑佛遜與漢彌爾頓,討論他們代表的兩種民主觀念。作者強調,美國開國元勳多受啟蒙運動洗禮,即便傑佛遜與漢彌爾頓在年齡和出身上有差異,卻都認可民主的價值。不同的是他們理想中的民主制度。漢彌爾頓主張中央政府必須強大,透過《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和政治實踐,最終奠立美國的聯邦體制和財政基礎。有別於此,傑佛遜擁護小政府和州的權利,並對美國政治和教育的世俗化做出極大貢獻;當選總統後,則在施政上多少結合了漢彌爾頓的民主觀點。本章最後強調,這二位開國元勳的觀念差距,反映了對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整部美國歷史,可說是他們思想遺產的反覆交鋒,至今依然。
反啟蒙的挑戰
啟蒙運動除了孵育自由、平等、演化、民主等觀念,也催生挑戰這些觀念以至啟蒙本身的反啟蒙思潮,同樣是現代世界,尤其是二十世紀歷史不容迴避的一章。第二部分的三章即以反啟蒙為主題,分別討論法西斯主義(Fascism)、基督教基本教義派(Christian Fundamentalism)和伊斯蘭教的極端主義。
第五章聚焦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及影響。本章先描繪反動政治和民族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回應,再定調法西斯主義的特質:讚揚暴力、謳歌民族起源和種族純粹性、對領袖的英雄崇拜,以及唾棄民主和資本主義;其知識根源多元複雜,包括反猶主義(Anti-Semitism)、帝國主義、菁英理論(Elitist Theories)等。本章後半則考察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德國興起的背景與表現,討論其惡果和失敗緣故,並說明它何以能擴散至東亞、拉丁美洲和中東等地,展現多樣面貌。本章最後強調,法西斯主義得到許多學者與思想家支持,說明它反映了啟蒙運動理想的(部分)破滅,未來仍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第六章檢視美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作者澄清,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與基本教義派不可簡單畫上等號:前者在十九世紀是信仰觀念的革新者,對政治和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科學與世俗化則讓此後的福音派分成不同傳統,自由派致力於「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推動進步,至今猶然;保守者則流於好戰、激進的基本教義派。作者歸納基本教義派的眾多元素,特別是《聖經》無誤論(Biblical inerrancy)、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和《基本信條:真理的見證》(The Fundamentals: A Testimony to the Truth)一書。本章後半則描繪基本教義派如何經過一九四○至七○年代的復興,又得到一九八○年代以來的新憑藉,在教育、科學、政治、法律、種族、人權、醫療等問題上,挑戰許多啟蒙觀念。
第七章分析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根源及表現。宗教極端主義的特徵,包括堅持唯有自己掌握宗教真理、排他,也不容許群體成員質疑其宗教真理。伊斯蘭歷史曾經輝煌;過去的輝煌,在十九世紀遭遇進步的西方文明時,則刺激知識分子思考如何現代化,如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代表的世俗路線。作者考察中東歷史與政治,說明世俗路線何以失敗,和極端的「薩拉菲主義」(Salafism)如何興起。「薩拉菲主義」欲以《古蘭經》為據,回歸最純粹、純潔的伊斯蘭信仰,甚至不惜使用暴力以達成目標。其表現形態不一,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派(Wahhabism)、啟發基地組織(al-Qaeda)創立的薩義德‧庫特卜(Sayyid Qutb)及其學說、何梅尼(Ruholla Khomeini)與伊朗的什葉派(Shi’a)等,皆為著例。本章最後強調,雖然多數穆斯林不會走向暴力,但由於伊斯蘭世界缺乏穩固的制度憑藉,宗教極端主義仍有可能取得偌大影響。
導論(節錄)
作為歷史動力的觀念
亞當‧斯密(Adam Smith)、馬克思(Karl Marx)和達爾文(Charles Darwin)可能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三個人,但終其一生,他們都未能見證觀念來襲的力量。這三位思想家恐怕沒料想到以他們之名,在一九○○年以降數十年出現的各種財富、革命和科學型態,或是醜陋的教條主義、偽科學和令人瞠目結舌的野蠻行徑。同樣會令他們吃驚的是,在這數十億人口的世界裡,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皆聞其名。若能多活幾十年,他們應該會發現風向變化的蛛絲馬跡。亞當‧斯密、馬克思和達爾文無法想見的是,就形塑現代歷史的面貌而言,他們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亞當‧斯密、馬克思和達爾文並非王者或軍事統帥,亦非政治領袖或宗教先知,而是知識分子。他們的貢獻及遺產,主要體現在觀念的世界(realm of ideas)。在追隨者、誹謗者以至其他人手中,他們的觀念可謂一種放射性物質,促成世界轉型。談論現代經濟學的興起和資本主義體系(它深遠地改變世界的本質並充分全球化)不可能不提到亞當‧斯密。人們試圖透過其鬆通的觀念摧毀這個體系的同時,馬克思也啟發了許多橫掃整個社會的革命和戰爭,改變以至摧殘了數以百萬計的生靈。那達爾文呢?達爾文的思想重新定義了生物宇宙和生物與人類的關係,從根本上削弱宗教解釋萬事萬物的力量,也讓宗教對現代性的反動更加激進。
不消說,這些並非什麼可有可無的發展;無論怎麼定義,他們都是「現代」的必要基礎。尤有甚者,導致這些發展的衝突、辯論以至鬥爭,還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我們從過去兩百年的歷史中了解一點,即根本(fundamental)觀念(它們是許多面向的基本要素,包括建立體制、政府和社會組織變革、個人主義和人權等概念)仍與現代世界纏結難分,這種互動以至緊張並未遠去,也看不到終結的前景。舉例來說,自由市場和政府權力的對峙尚未解決;蘇聯解體並未讓國家控制銷聲匿跡,也沒有讓世界自動地走向民主;現代生物學沒有摧毀基本教義派宗教(fundamentalist religion)。這些根本性的交鋒,有一段綿延不絕、依然生機勃勃的歷史,其中有極端也有溫和的表現;就重要性而言,現在和一百年前並無二致。鑒古識今,沒有任何團體、國家或黨派徹底打贏了觀念之戰。
簡言之,當代社會是在時間遞移中,由思想素材打造而成。我們的制度和政治體系,是由各種觀念所創造、形塑,觀念則經常源於大思想家們的想像力。一開始見諸於世時,許多觀念極富原創性甚或大膽,以致被時代貶抑為難以置信甚至具危險性。與此同時,大多數人很容易假定我們的社會長久以來便是如此,基礎穩固。我們往往沒準備好接受一件事:本質有異、觀看世界的種種新方式,可能會重塑我們置身其中的現實;但事實確實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們確實是吾人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的根源,甚至是社會存在信念的應有之義。這意味的不僅是涉及經濟、歷史、人生的宏大理論,還包括關於自由、個人、宗教的角色、教育,以至涉及民族國家的種種觀念。相關概念經常被冠上其他名目,如政策、原則、方案、計畫,但都回歸與社會本質及社會如何運作有關的基礎和根本性哲學。因此,觀念絕非僅是心靈素材。透過領袖、公眾、利益團體和芸芸眾生,觀念是創造社會現實過程中的一個決定性要素。
我們絕非首倡此議者。二十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之一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即透過敏銳文字,為其最富野心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作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