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部分的三個章節(第一至第三章)側重於理論探索。第一章在2016年寫成。它是對政權合法性基礎和國家社會關係兩者之間的聯繫所進行的理論探討,也是筆者對自己多年來在政權合法性方面思考的一個總結。它能幫助讀者理解本書其他章節中的觀點和分析,相當於導言。這一章的一個焦點是筆者對理想類型和「理想類型集」(ideal-type set)的建構。筆者認為,社會科學中理想類型的建構就好比是自然科學中對於控制實驗環境的建構。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學控制實驗的目的在於通過實證來歸納出在控制條件下所能成立的自然法則;社會科學建立理想類型的目的則在於通過演繹來尋找出各種在理想條件下所能成立的社會機制。筆者的方法受到了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解析幾何的啟發。笛卡爾後的許多哲學家,比如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約翰.德.威特(John de Witt)、孔德(Auguste Comte)都想借用解析幾何方法來分析社會現象,但是都走入了死胡同。筆者的策略是把一個理想類型集視為一個n維歐幾里德空間(n-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比如,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構成了一個三維歐幾里德空間),然後通過演繹對每個維度所隱含的社會學機制做出解析,或者說通過演繹來確定每個維度座標的特殊性質。這時,如果我們能夠找出一定時空下某一國家合法性的一個特殊耦合(即三維空間中的一個特殊位點),我們就能知道什麼樣的社會機制和什麼樣的國家社會關係會在這一國家占據著主導地位。
進入2011年後,「革命」和「告別革命」在中國成了熱門話題。2012年,《二十一世紀》雜誌主編顧昕邀請筆者寫了〈當今中國是否有發生革命的危險?〉一文,即本書的第十章。文章發表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時,向與會專家推薦了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革命」議題一下子在輿論界被炒得很熱。筆者的文章發表後,大陸網站和網友們紛紛廣泛轉發,「共識網」中文章的點擊量就超過了二十六萬次,連遠在美國的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聽到了北京方面對文章的討論後也叫他的祕書打電話向筆者索求文章的英文稿。第十章沒有從個人好惡出發來論證或者否定任何一個政治模式(包括民主政治)的合理性,而是從學理上分析了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程序和績效)的各自特徵,以及一個缺乏意識形態支持的,主要依靠績效來維持統治的威權政權在執政時所面臨的困境,這可能是第十章與當時其他參與「革命」討論的類似文章最大的不同。可以說,是第十章的分析奠定了本書的理論基礎(即第一章)。所不同的是,第一章提出的是一個更一般意義上的合法性理論,而第十章分析的則是一個具體的議題。
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學系。1990年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昆蟲生態學博士學位後,轉而攻讀社會學,並於1995年獲同校社會學博士。1996年起,執教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目前為芝加哥大學Max Palevsky講座教授,以及浙江大學「千人計劃」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歷史社會學。中文專著有《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運動和革命:理論更新與中國經驗》、《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民主的限制》以及《國家、戰爭與歷史發展:前現代中西模式的比較》等。英文專著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獲美國社會學協會2001年度亞洲研究最佳書籍獎,以及2002年度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研究最佳書籍獎;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獲美國社會學協會2016年度政治社會學研究最佳書籍獎。
目錄
趙鼎新
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學系。1990年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昆蟲生態學博士學位後,轉而攻讀社會學,並於1995年獲同校社會學博士。1996年起,執教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目前為芝加哥大學Max Palevsky講座教授,以及浙江大學「千人計劃」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歷史社會學。中文專著有《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運動和革命:理論更新與中國經驗》、《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民主的限制》以及《國家、戰爭與歷史發展:前現代中西模式的比較》等。英文專著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獲美國社會學協會2001年度亞洲研究最佳書籍獎,以及2002年度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研究最佳書籍獎;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獲美國社會學協會2016年度政治社會學研究最佳書籍獎。
在西方社會,主流新聞對於公共輿論有著很大的建構作用,民眾對於自己身外事情的了解基本上是靠媒體報導,一個沒有被報導的社會運動就如同一個沒有發生過的事件(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Lang and Lang 1981; Pride 1995)。因此,西方的社會運動組織十分重視獲得媒體的報導—哪怕是負面的報導。媒體報導是社會運動傳播其思想及主張一個最為重要的渠道,是社會運動動員大眾和尋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會同情和從輿論上擊敗對手的法寶(趙鼎新2006b: ch. 12)。西方大部分學者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很強的保守性。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基本上是新聞源的一個傳聲筒(Bennett 1990; Gans 1979)。如果一則新聞與政府有關,媒體報導往往代表了官方的意見(Sigal 1973),這種現象在國際報導中尤為普遍。在面對反對現有體制或者有較大改革訴求的社會運動時,西方的媒體都傾向視而不見。即使當一個媒體必須對這樣的運動加以報導時,它也會有意無意地歪曲該運動的目標和規模,並著重渲染運動中所出現的一些為主流價值所不能接受的口號和行為(Gitlin 1980; Molotch 1979)。
學者們對於西方媒體的保守性有著不同的解釋。有學者從西方媒體機構及從業人員的階級地位來解釋媒體的保守性(McChesney 1997)。他們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都是由大財團所控制,新聞記者受的是精英教育,他們在多次的問卷調查中都認為自己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屬中產階級(Johnstone et al. 1976; Weaver and Wilhoit 1996),因此所生產出來的新聞自然就代表了其階級的觀點和利益。這種階級歸屬感不僅加強了主流白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而且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他們的「專業主義」取向,甚至是美國主流媒體中的「自由化偏見」(Lichter et al. 1996)。也有學者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來源於新聞製作的性質和新聞組織內部的社會壓力(Breed 1955; Schudson 2002)。在利潤的壓力下,西方媒體有著體制性的人手不足。在沒有能力進行耗時的調查時,西方媒體生怕報導有誤而被起訴,因此落筆謹慎,並在報導中大量引用與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方淵源很深的「專家意見」(Soley 1992; Tuchman 1972)。當人手不足時,記者就會集中在最可能產生新聞的政府機構。為了能搶先取得新聞,記者必須與有關政府官員打好關係。媒體的缺乏人手也給了政府機會。西方政府新聞發布會的材料一般以新聞稿的形式寫成,媒體也往往稍加修改就加以發表,於是媒體就成了政府觀點的傳聲筒(Epstein 1973; Fishman 1980)。西方也有學者強調,媒體的保守性根源於新聞的商業化。商業化新聞必須依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數人的觀點,否則就會造成收視率和訂閱量的下降以及廣告收入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廣告收入不僅僅取決於收視率或訂閱量,還取決於收視者及訂閱者的購買力。富人的購買力強,針對富人的報紙和電視節目的廣告費就昂貴(Herman and Chomsky 1988)。基於上述原因,主流媒體的編輯經常要求他們的記者在寫報導時,針對有巨大購買力的讀者,這也造成了西方新聞的保守性(Ryan 1991: 121-122)。
以上對於西方媒體保守性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當我們把中國媒體在90年代以來的表現納入比較視角的話,這些理論的局限性就顯示了出來。90年代中國新聞逐漸商業化後,記者的收入成倍增長,擠入了社會中上階層行列,中國媒體也同樣越來越面臨制度性的人手短缺,並且廣告收入同樣成了各類媒體存活和發展的關鍵(Zhao 1998)。儘管商業化的發展並不能使中國新聞完全獲得其獨立性(Huang 2001; Ma 2000; Pan 2000),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讓新聞媒體大範圍地妥協,成了一部軟性宣傳機器(He 2000; Lee et al. 2006; Zhao 2002),但是,中國的新聞直至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它對體制的批判傾向,以及對社會運動的天然同情。新聞媒體不僅傾向於正面報導社會運動,而且試圖從體制弊病的角度來分析社會運動產生的原因,並試圖提供體制改革的建議。這種對社會運動的同情在80年代體現為以精英式的啟蒙性話語和對體制的總體性批判,而到90年代中後期開始,則發展成以局部性的和選擇性的批判。這一傾向體現在媒體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報導中,比如對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公共衛生事件、自然和人為災難的報導。
我們認為,導致西方媒體保守性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作為西方世俗社會意識形態基礎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在西方世界中仍然具有霸權地位。這些意識形態為西方國家的精英階層和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提供了一個核心價值體系,為西方國家政權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並且導致西方媒體趨於保守。在這些霸權性價值觀的主導下,西方媒體運用他們的觀念對各類國際事物加以衡量和進行報導(比如西方新聞在圍繞著當前西藏騷亂和奧運會火炬事件所運用的報導方式)(Lin and Zhao 2016)。在西方國家的國內事物中,霸權性價值體系的存在使得西方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即使在面對重大政府失誤(比如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和美國政府在卡崔娜颶風面前表現出的無能)和重大社會問題(如美國的黑人問題)時,所能提出的僅僅是建設性的批評和建議,而不是對西方體制和價值觀的根本性批判(Zhao 2001)。